我在北京四十年

2021-05-27 13:11:17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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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已经44年了。

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宿舍可住,临时住北影招待所的一张床位。半年后分到了一间单人宿舍,11平米。那是筒子楼,家家户户在走廊做饭,每日三次,走廊里定时响起锅碗瓢盆交响曲,人们边做饭边聊天,十分热闹,关系也都非常好,很少发生过争吵现象。

我在11平方米的家里有了儿子,做了父亲。三四年后,厂里分房,我搬了一次家——从走廊这头搬到了走廊那头,家大了,14平方米了。我顾不上粉刷,将老父亲从哈尔滨请来,帮我接送入托的儿子。老父亲当天郑重地对我说:“儿子,你一参加工作就分到了住房,而且还是木板地,有福啊,你知足吧。”我确实很知足。

当年,许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是分不到住房的,某些单位连集体宿舍也无法提供。而我们那筒子楼里,不但住着入职一二十年的老职工全家,还住着几位夫妻两地分居的科长、处长——他们已经与家眷分居多年了,家眷很难调入北京。

我的老父亲不可能与我们夫妻共同住在14平方米的家里,老母亲也不可能与老父亲同时来京,那就更没法住了。我为老父亲买了一张折叠床,他每晚就睡在我的办公室。

老父亲离京返哈,老母亲才接踵而来。

几天后,老母亲问我:“儿子,你不是分到北京了吗?”

我说:“是啊,咱家不就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吗?”

老母亲说:“可北影大门外哪儿像城市啊?这地方不是叫什么太平庄吗?敢情你是名义上分到了北京,单位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庄的地面啊!儿子,那你的城市户口还保留着吗?”老母亲一脸忧虑。我费了好多口舌才打消了她的忧虑。

当年北影大门外那条路叫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16路公交的一站正对北影大门。那条路仅中间部分是柏油铺成的,而且处处龟裂,有的地方还塌陷了。柏油路面的两旁是沙土路。也不仅那条路如此,纵横于那一带的路全那样。

北影对面是中国教育出版社,它的院门和主楼当年算是“气派”的,现在看自然寻常得不能再寻常了。它的右边是部队家属院,再右边是北太平庄商店,那一地带最大的商店,只一层,内外都很老旧,面积五六百平方米。秋末也在店外卖大白菜,小丘般的菜堆常码在人行道上。往往,人们起早贪黑地排长队,唯恐买不到。

北太平庄商店是马路那一侧的终端。中国教育出版社的左边除了几处平房,再就没什么建筑物了。平房更左边,是一小片野草丛生之地,狗尾草居多。而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一侧,右边是一片菜地,属于所谓“城中村”。左边依次是部队干休所、新闻电影制片厂。新影左边,似乎曾有一处小旅馆,便也到头了。

那时我年轻,单身时偶尔晨跑——从北影向右,跑过菜地转弯,一直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边跑,再转弯经过北医三院,跑跑走走回到北影。所经虽然都是北京有名的单位,但周边未免荒凉。于是也会像我老母亲那样想——我真的算是北京人吗?也许说是某“庄”之人更恰当吧?

几年后,新影左边的小旅馆拆了,建成了10层的远望楼。它在当年使不少北太平庄地区的居民为之喜悦,都说从此北太平庄像是北京的一部分了。

10年后,北影门前修起了高架桥和过街天桥——那条路成了三环之一段,而国家知识产权局也在曾经的菜地上开始修建了。

三环的出现似乎是一道界限的划分,那边算市区,这边叫“环外”。“环外”有接近市区的意思,也有终归不属于市区的意思。三环曾使北影、新影的职工及家属一度失落,因为分明被划到了市区以外。

4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的北京,五环内外已经处处高楼林立,新区多见,繁华多了。居住在三环边上的人家,等于居住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了。

1988年底,我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那时北京电影学院从郊区迁入市内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大楼也盖起来了。

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3个单位,同处于横竖两条主要马路交叉的直角地带。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三环边上,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健安西路边上。

健安西路是一条极短的一头“堵死”的小街。也不是完全堵死了,只不过机动车是通行不过去的,但步行或骑自行车的人,可穿穿绕绕地到达前边的横街。这条小街的一侧是一家便民饭店、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北京电影制片厂宿舍区后门、前进小学、部队干休所后门,另一侧是元大都土城墙遗址,土城墙顾名思义是土堆成的。

当年那条小街极幽静,“遗址”却只能用幽静来形容。其上有片老树林,此外野蒿遍布。其间有条臭水沟,名字却起得很好,叫“小月河”。天黑以后的“遗址”,即使是胆大的人,也宁可绕远而决不图近便从遗址中穿过。连公安部门都提醒,那是很不安全的。

不知从哪天开始,小街上出现了摊车,不久又出现了地摊。居民觉得方便,东西也便宜,以乐见的态度接受之。于是卖主们将那条小街当成了摆摊的固定地点。

一个月后,不得了啦,从早上6点到9点多,有时到10点,小街几乎水泄不通了。就是两手空空的,也得侧身才能通过。而那个钟点,正是家长们送孩子上学的时间,也是“干休所”老干部们乘车出行之际。小街上的居民本没那么多,因为周边的居民也来了,所以才会形成人挤人的局面。卖什么的都有,现场炸油条,煮馄饨,蒸包子,烤肉串,煎锅贴,更使整条小街烟气缭绕,杂味弥漫。那时,窗子临街的人家是不能开窗的。

小街终于安静下来以后,遍地垃圾。雨后,流淌着的水是黑的,浮着油花。

那条小街重铺过一次,焕然一新的面貌仅保持了一两个月。

2000年,我家在牡丹园北里买了房子,那条叫小关西街的小街,起初也很幽静。小区多了,居民多了以后,同样地,逐渐变成了一条脏街。路面重铺过一次,也很快就恢复其脏了。街道干部出面协同各方着力治理过一次,还成为新闻上了电视,街道干部还在电视中引用了我呼吁整顿的话。

只不过治理行动一过,脏乱差的程度与之前相比,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几年前,全市范围的大治理开始了。由于预先宣传得充分,道理讲得明白,而且不再是单独局部的行动,而是全市统一的行动,可以说所到之处,进展顺利。

健安西路那条小街终于又幽静了,干净了。土城公园更美了,成为了北京很有特色的一处街区公园。小关西街也干净了,还出现了美化街道的公益景观。

并且,治理过程没发生矛盾,一切顺顺当当地就把该做的事做成了。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居民是支持的,并且因为看到了好的结果而点赞。

如今,北京治理“脏乱差”现象的工作,成效喜人,有目共睹。正在进行的,是对老旧小区的深度改造,而这也是提高民生水平,深得人心之事。

我的外省朋友们,曾来过北京的,又来后都说:“北京比以前干净了,比以前美了。”他们的表扬指的是北京的“肌理”,即像健安西路和小关西街那样的小街小胡同。

第一次来北京的朋友们则说:“放眼望去,无违章搭建,整洁美观,不愧是首都。”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若摆摊确系某家某户的生计,后续扶贫工作是否跟进了呢?

据我所知,各级政府扶贫工作也在扎实推进。

一日我走在小关西街,见一家小菜店将菜筐摆在门外两旁,那就占了人行道了。街道管理员当面批评店主,命其将菜筐搬入店中。店主连声道歉,表示接受批评。

城市管理者应当明白,民之可与不可,在于如何养成良好习惯,培养公德意识,绝非一朝一夕便可立竿见影,必待长久之功。

尽管,北京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但首先是北京人民的北京——故北京人民和各级政府为创建“美好首都”所做的种种努力,定会获得全国人民的点赞。

那么,让我也在此为日渐美好的北京由衷点赞!(梁晓声 )

(本文为北京文联庆祝建党百年特约原创文学作品)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05月26日第07版)

责编:张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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