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寻乌调查:找路必先画图

2018-01-05 11:34:44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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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调查(油画)。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进行了被他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出近8万字的报告《寻乌调查》。这个调查报告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现代文本,让人读出那时的社会关系详情和各阶级的生存面貌,算得上3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范本。

毛泽东找了破产小地主出身当过小学老师的县苏维埃主席,当过县商会会长的杂货店老板,铁匠出身在军阀部队当过排长的县苏维埃委员,小地主出身并且开过赌场的区苏维埃委员,在旧县署做过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的乡苏维埃主席,各色人等一共11个人,开了10多天时间的调查会,把寻乌县的交通、商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状,搞得一清二楚。

清楚到什么程度?连县城有几家卖豆腐的、打铁的、理发的,各业人员的数量、比例,各自的经营情况,都细细道来。十六七家杂货店卖的131种“洋货”的名字,也一一写出。关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的形式,毛泽东也做了内行人才能明了的区分,诸如,靠地租来剥削的,就有量租制、谷纳钱纳、劳役等10种;用高利来剥削的,有钱利、谷利和打会等5种;税捐方面的剥削,有烟酒印花税、屠宰税、护商捐等8种,加起来不平等的经济关系达到23种。

明了经济关系后,毛泽东的笔墨落在了政治态度。关于大中地主的政治态度,他区分出新的、半新不旧、全旧三种,户数分别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二十。具体描述,也是绘声绘色。

关于“新的”,毛泽东说他们“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关于“半新不旧的”,政治态度是“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关于“全旧的”,则“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

《寻乌调查》的种种描述,生动揭示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真实的社会关系,实际上为中国社会画了一张图。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在井冈山、赣南、闽西进行了十几个社会调查,从不同角度为中国社会画了10来幅精致别样的图。

画图是为了找“路”。毛泽东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告诉人们,正确的道路,从来都深埋在国情的土壤之中,要把它找出来,总是要拿起调查研究这把锄头。挖着挖着,国情土壤的酸碱度如何,沙子和石块的结构如何,把这些情状描绘出来,反复寻看思量,沿着什么方向才能开出一条路,心里便逐渐有底了。所以,找路必先画图。

毛泽东为中国社会画图的时候,中国革命道路“是什么”、应当“怎么走”,正困扰着党内决策层。当时党内决策层的主流看法,仍然是“城市中心论”。毛泽东这期间的社会调查,和“城市中心论”显然背道而行。

中国革命道路“是什么”?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时曾说,1928年“六大”召开时,毛泽东虽然已经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但他“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农村为中心”的转变,是创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关键一环。毛泽东1929年在长汀、上杭等地所进行的广泛社会调查,使他开始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坚定了他创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前进的基础”的决心。在土地革命、武装割据这些基本政策指导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巩固发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的设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孕育成熟,最终形成理论形态的。

为弄清“怎样走”,毛泽东的办法依然是“向下看”,搞调查研究,然后画图。在寻乌调查中,他深入研究了当地商业资本的兴衰过程和原因,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和剥削状况,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生存现状及政治态度,特别是细致入微地分析和总结了寻乌进行土地斗争的经验教训,由此,对为什么要走和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在认识上有了飞跃;对这条道路为什么能够走得通,也有了实践依据。

毛泽东在延安时,集中回顾了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做的10多个社会调查,颇有感慨地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通过社会调查画出的中国社会图样,不只为确立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了正确的阶级依据,还为根据地政权建设内容和工作方法,为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逐步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政党,进而在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问题上,提供了一系列的国情依据,奠定了认识基础。因此,他在做寻乌调查的同时写作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就不是偶然的了。(摘编自《新湘评论》2017年第18期 陈晋/文)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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