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抚顺县公署与日本警署的交涉

2018-01-03 10:31:44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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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抚顺县公署四五百卷有关交涉的案卷中,有百余中日交涉案例,推演出一幕幕清浊混杂、善恶交融、是非对立、黑白分明的写实剧,刻画出一张张骄横跋扈、凶狠野蛮与柔弱无助、悲悯酸楚的对比图。

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的软弱,是从头到脚,从筋骨到皮肉的软弱。据档案记载,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10年初署理抚顺县的赵宇航,当年还发布过奉天交涉司下发的“内地日人开设商店一律查禁”的告示,可到了1912年,千金寨旧市街已有50余家日本商店、当铺、理发所和料理屋。

自1911年3月起署理抚顺县的昆山人士程廷恒,是一位“外交高手”,其人际交往和沟通协调能力令人赞叹,初来乍到时曾受到日方的欢迎,双方关系较为密切。奉天交涉司派驻抚顺的交涉委员德林布,是东三省获官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第一人,关东都督府都督大岛、福岛莅临抚顺时,德林布是知县程廷恒的译员,奉命与日警署沟通联络,欢迎会上充满对日本的赞誉。1911年5月《抚顺、烟台煤矿细则》签订后,日本炭矿次长还宴请过程廷恒。9月25日,一周前刚刚拜访程廷恒的日本新任炭矿长米仓清族又隆重宴请程廷恒。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程廷恒正在回请炭矿、警署、守备队、驿站、邮局、医院、学校等日方机构28人,一起把酒言欢,一起谈诗论画,一起畅叙友情。程廷恒还专门宴请日警署署长藤田并赠送苏州刺绣。程廷恒执政两年半里,与炭矿商定征收各项税费,募集日方捐款修建永安桥,审慎处理侨民问题,妥善解决中日商民纠纷,中日双方关系比较平稳,严重交涉事件鲜有发生,这里面有程廷恒个人因素,也与民国初建,日本还需观察和试探一段时间有关。

从民国成立到北伐期间,抚顺经历了两次直奉大战、东三省“联省自治”,郭松龄反奉、张作霖入主北京、张作霖命丧皇姑屯、东北易帜、中东路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几乎每次都和侵华日军为了强化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统治有关。他们经常在地方制造麻烦,试探张作霖应对的底线,但结果往往是如愿以偿,这就更助长了日方军警的骄纵狂妄。其间,抚顺档案显示,这期间与日方的交涉都无果而终。同时在很多交涉案件中,日本军警的无赖狡诈与野蛮强势令人不齿,随时都可以一眼看出是他们的过错,却故意混淆是非,反咬一口。

资料显示,从民国建立到“九一八”事变的整整二十年里,作为“满铁”管辖的抚顺炭矿,劳工不断增多,规模渐趋扩大,但本质上仍属于日本在掠夺我国的资源来服务于其殖民侵略。那时,日本炭矿购买民地,中日商民间的土地、房屋、债务、工价等纠纷,烟、赌、盗、抢、凶杀等各类案件,日警署向中方引渡人犯,双方就地区治安、道路交通、收捐缴税、卫生防疫、河道治理等协商办法,这都是在“满铁”附属地已成为日方管区的既定事实下,双方日常的交涉内容,例如:“日警署为禁止人民在铁道线拾煤”、“日警署为大山坑电车站旁双方共同管理并制止露天小商组织车马通行”、“日警署函禁止千金川离近居民向该川中抛弃赃物”、“日警署函请掩埋露尸”、“日警署函知驱逐野犬请布告居民”、“日警署为防范霍乱传染”、“日警署为第四分驻所在铁道南强征营业税”、“警务所呈日人高桥擅索人力车捐”、“交涉署训令张永安呈控日商田中积欠工价日警署延不判偿”、“日警署函请严缉逃贼赵振英”、“照会日警署引渡牟文学”。

在交涉事件中,影响较小或属于程序类交涉范畴的,不妨称之为一般交涉,而把问题严重、影响巨大、惊动高层、涉关人命的交涉称为严重交涉。随着日本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国人民的反抗浪潮更是风起云涌,抚顺严重交涉事件的数量显著增加,形势也不断恶化。交涉档案中,一篇八旬老妪给县政府的呈文,其内容是——“氏年逾八旬,衰朽不堪,膝下一子,家徒四壁。近年两孙长成,佣工炭坑,得以苟延性命,差免饥寒。不幸十五年间,长孙德仁散工时被火车轧死,氏子文亮思子情切,忧伤致疾,竟于十七年春抛弃氏暨其妻子而长逝矣。自斯之后,氏暨子媳张刘氏、幼孙德礼等糊口之需,惟赖次孙德义一人而已。今竟天降鞠凶,因为公服务,横被枪杀耳。父子三人咸罹惨祸,三世孤孀生活路绝,天下惨酷,人间恨事,宁有甚于此乎?此景此情,铁石者为之痛心,旁观者亦为眦裂。氏风烛残年,死而无憾。独悲寡妇张刘氏,既伤所夫,又失两子,茕茕孑立,何以为生?痛定思痛,岂能久于人世乎?此后幼孙德礼伶仃一身,依托何人与?思及此,不禁为之悲从中来,哭不成声矣。”

虽然如此,档案中可圈可点的交涉开始日趋增加。在抚顺的中日交涉中,不得不提的是黄世芳知县。这位抱定“国弱人不弱”的知事,曾亲自解救了一名受日本警署华人巡捕欺负的弱女子。但随后,日警及守备队五六十人于子夜时分荷枪实弹围堵县署。黄知事毫无畏惧,对他们说:“震怒厉言,力竭声嘶,拼命斥责……索人尚属小事,你调守备队围我县署,是何情形?”一番言辞,竟让“兴师问罪”的日本军警灰溜溜撤退了。随后,奉天省长公署、外交部奉天交涉署、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与抚顺县署、日本警署间的交涉长达三个月之久,弄得黄知事身心疲惫、大病一场。但为此一举,两年后离任之际,黄知事不仅看到《黄公菊珊明府德政碑》上镌刻着“严重交涉兮,主权不忘”,也看到了民众写的话:“公之莅抚兮,二载年光。百庆毕举兮,政教益臧。振兴教育兮,增设学堂。提倡实业兮,敦劝农商。整顿积毂兮,平耀有方……浑河之水兮,惟公能清。北岭之险兮,惟公能平。公之他适兮,愿祝华封。公如再来兮,竹马欢迎。”

另外,我们也看到,自1930年以后,关于客观上记录中共发展壮大的“交涉事件”迅速增多——有的事关工人运动和共产党人活动,如1930年县政府照会日警署协助缉捕蛊惑工潮的工人翟作相,又如日警署“拿获共党陈子真并移送抚顺县公安局的记录”。这些档案记录下的“交涉”,象征着抚顺新的时代的到来。(高群)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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