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不曾著书的梅光迪

2018-01-03 10:16:24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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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是谁?一般人可能不太清楚。但说起梅光迪曾经交往过的胡适、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竺可桢等人,公众并不陌生。梅光迪生前不曾著书,因此知道他的人不多。现在《梅光迪文存》出版了,世人终于可以走进这个“失败了的英雄”的思想世界……本文是梅杰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对他的记述。

宣统二年出版的《宛陵宦林梅氏宗谱》中,对梅光迪有如下介绍:复旦公学毕业生,原名昌运,字子开,号觐庄。这本家谱中还收录了梅光迪六篇文言文:《崐有翁六十寿序》、《正和翁七十寿序》、《双谿老人七十寿序》、《楚白先生传》、《香署先生传》、《岩山先生墓表》,当时梅光迪年仅十八九岁。可见,少年时代的梅光迪,就已经在族人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一些地方史料中,还有关于梅光迪12岁中秀才的记载,因此被当时人称“目为神童”。说梅光迪是神童,可能不错,但说梅光迪12岁中秀才可能不确。否则,宣统二年的《宛陵宦林梅氏宗谱》应有记载。总之,梅光迪少时确实早慧,从他的六篇文言文,以及《序与胡适交往谊的由来》等文可以看出来。

胡梅之争

1909年,梅光迪与胡适相识,二人时年19岁。留学期间,二人相互砥砺,彼此佩服各自的学问、品德。同时,二人也经常为了真理发生“口角”,但都是为了双方的友谊。直至1915年秋,二人关于“文言与白话”终于爆发了一场常人难以理解的争论,并持续多年。

1915年8月26日,康奈尔大学留美中国学生会成立了“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被选为文学股委员。为了准备年会的讨论,胡适与赵元任分别写了有关论文。胡适论文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适说: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文字;文言文是死的语言,白话文才是活的语言。由于认定白话文是活的语言,胡适稍后就进一步提出要用白话来写诗。接着,胡适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同年9月17日,胡适作白话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到1916年初,胡适又与梅光迪围绕“要须作诗如作文”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梅光迪致函胡适:对于“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颇不以为然”,因为“诗文截然两途”。任叔永的信也竭力反对胡适的意见,认为胡适这一主张仅是强调“以‘文之文字’入诗”。对此,胡适于7月22日又写了一首打油诗答梅光迪,而且全诗皆用白话写成:“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梅光迪读罢,又来信讽刺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任叔永也站在梅光迪一边,致信胡适说:“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梅、任认为白话文可以写小说,但不可作诗。胡适却不服气,他致函任叔永说:“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而在吾辈实地试验。”胡适还声明:“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而决意“练习白话韵文”,“新辟一文学殖民地”。事实上也是这样,从当年8月起,胡适中断了与梅光迪等人之间的争论,正式开始白话诗的写作。到8月23日,胡适就写下了著名的白话诗《蝴蝶》。

胡梅之争的影响十分巨大,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的前奏。

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对垒

胡适于1917年归国,倡导文学革命,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时在美国的梅光迪早已按捺不住,终于在1919年10月回国。不久,梅光迪倡议举办《学衡》杂志社,并拉吴宓、汤用彤加盟,这时“胡梅之争”升级为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对垒,成为永载新文化运动史册的重大事件。

回国之初,梅光迪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上,大骂提倡新文化者。这一时期,他留下两本生前未曾出版的讲义,一为《文学概论讲义》,一为《近世欧美文学趋势讲义》。根据《文学概论讲义》笔记记载,梅光迪认为“近人”(指李大钊、周作人等)提倡平民主义,反对知识阶级,“此殊大误”,“白话诗文降格以求,实不明文学真义”。针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梅光迪则说“一二年来,由少数人之提倡曰有新文学之产出,于是旧文学大为之震撼,至‘新文学家’诟旧文学为死文学,为谬种流传,则多属无稽之谈。”

章衣萍在《胡适先生给我的印象》中回忆了梅光迪讲课的情形:“那年的夏天,东南大学办了一个暑期学校,请了胡适到南京演讲……他那时讲的是‘白话文法’与‘中国哲学史’。那时梅光迪也在暑期学校讲‘文学概论’。他在课堂上大骂胡适。记得有一次,梅光迪请了胡先骕,到课堂上讲了一个钟点宋诗,胡先骕也借端把胡适大骂。但那时的学生,信仰胡适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论宏议,似乎没有几个人去听。高语罕那时也是暑期学校的学生,就在课堂上同梅光迪吵过嘴。”

或许,胡适代表了当时的那个时代,因此“那时的学生,信仰胡适的,究竟比信仰梅光迪的人多。梅光迪的崇论宏议,似乎没有几个人去听。”在这种情景下,梅光迪有一种“失败了的英雄”的味道。但时间是公平的,在历史的天平上,梅光迪与胡适有着相同的分量。在新近出版的《梅光迪文存》中,乐黛云作序称:“激进派、自由派、保守派共同构成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化启蒙,把文化保守主义置于文化启蒙运动之外,甚至把他们作为对立面而加以抹杀,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梅杰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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