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起,我们的人生彻底改变”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生活史节选

2017-12-13 10:28:14来源: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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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亲历者,他们的个体记忆是南京大屠杀这一世界记忆遗产的具体承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大学的联合团队,通过再一次的调查,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而已进入垂暮之年的幸存者们,把他们用生命凝成的记忆,传递给了我们。

“子弹穿过妹妹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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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2日采访岑洪桂

我1924年11月出生,老家在苏北徐州邳县,离南京有六七百里路,家里那会儿加起来有六口人。姐姐叫岑洪英,弟弟叫岑洪兴,还有一个妹妹叫岑洪兰。

我们从小家里就没有好吃的,那时候是要饭来南京的。在河边搭个小棚子睡,上山拾树叶子铺铺,就搁地上睡。

1937年12月那会儿头几天,就是9号、10号,日本飞机提前来开始轰炸了,来了一二十架飞机在南京轰炸。

日本兵进城,那厉害了,一进来就放火。一放火,我们老百姓原本躲在家里的,一看见放火就向外跑啊,一跑就糟了,远的日本人看见就使枪打,近的使刺刀捅,见人就杀,十几岁小孩都不留。那时候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边躺三个那边躺五个,马路上都是死人,基本看不见活人了。

那时我住在汉中门外,当时还有城墙,就住在河边上离城墙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我们在大棚里头,看见日本人一来,我们要躲,这个城墙有个洞,我们几个人就躲在那里头,当时我父亲抱着我妹妹岑洪兰,她那会儿四岁多,不到五岁,能讲话了。北边来了两个日本兵,举枪就打,子弹就打过去,从我妹妹下巴穿过去,但没死。妹妹还能讲话,她喊“妈,我还能喝点茶,我还跟你走”,她又继续跟我们走。我把她背在肩上,背着跑着就过江了。妹妹的血淌了我一脊背,她说“哥哥你脊背淌血了”。哪来的血,都是她的血。我一背,一颠一颠,血都淌到衣服上了。

——岑洪桂口述自传

“两次逃出人间屠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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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9日采访李高山

我1936年参军,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我们就从广东被调去打仗。我们往上海走,一路上坐小商船或者小木头船。我们跟上海部队交接的时候,上海的部队已经从昆山撤下来了,日本人已经打过来了。于是大家统一往南京撤,到达南京下关的时候已经是12月12号了。

部队在下关煤炭港集中休整。13日早晨,日本人就从中华门过来了。到了我们这里时,日本人已经形成了包围。当时值守的长官不记得叫什么了,叫我们缴械投降,我们就都投降了。不投降也没办法,战士们一两天没吃饭了,武器也只剩下几个手榴弹,没法抵抗。而且我们当时想:投降了就不会被杀,国际法里有专门的规定,只要缴了枪就好了。但是,后来这些人都被杀了。

投降以后,我们被日本人押到城门下面,把我们绑起来,一个个蹲在马路边一直排下去;如果有交流的话,日本人就用枪托去打。

第一次屠杀大约是在晚上十点钟。天已经黑了,日本人在龙池巷这个地方找了一间公馆,是单独的一个带花园的耳楼,就是现在的海军研究所对面,现在叫龙池庵。然后把我们这些被俘的军人一起押进去,把人拼命往门里面推。推不进去怎么办,用枪托砸,硬把人挤进去,每一个人前胸贴后背,一点喘息的空隙都没有。日本人把我们关进去以后就把门锁死了,把机枪架在窗台上开始进行扫射,对准头部扫射。前面的人被打到,一排排地往后倒。我个小,前面人比我高,基本上只到人家背上位置,被前面人挡住了,我就没有受伤。

当时楼房里面几个房间有木板隔墙,因为人多,大家同时向一个方向倒下去,就把这个木板压塌了。木板塌了,露出一个上二楼的楼梯。扫射的过程中,这么多的人流了很多血,很黏稠,也比较滑。我就在那儿左右摇摆身体,加上血的润滑,慢慢从里面爬了出来。我看到人家顺着那楼梯往楼上爬,也踩着尸体跑到二楼。二楼后面像个晒台,我们向上爬,日本人听到了声音,知道还有人没死掉,就拿来汽油,浇到一楼的尸体上,点火开始烧,烟就向二楼上面蹿。我们在二楼上待不住,就站在那个平台上面抓着瓦往下摔。日本人看到瓦片往下掉,以为这个楼要倒了,就开始往门外撤退。二楼的人一看日本人跑了,都开始往下跳。有些受伤的跳下去就起不来了。我小,身体轻,加上过去的二层楼估计也就是五六米或四五米的样子,等于从台子上抓着墙滑下来,也就是有点擦伤,没有受其他的伤。

跳下来的人就往各个方向跑了,我们一起跑的总共是六个人,跑到了龙池巷靠着中山北路的路面上,有一个民房,就跑到民房的屋顶上。屋顶上靠马路边有一段女儿墙,旁边是水沟,我们就趴在水沟里,既不敢吃,也不敢动,白天不敢下去,就是晚上出来找点水。当时日本人占领下关、城区以后,基本上就是烧杀抢劫,城里像无人区一样,好多难民都跑到难民区避难去了,所以整个民宅里面基本上就没人。在那里待了五天六夜。第五天的时候,我们被两个戴着白袖章的日本宪兵发现了。于是就趴在地上装死。日本人也很坏,看你趴在那儿就用枪打腿肚子。只要是活的一打肯定疼,一疼就动,六个人就这样被抓了。日本人也没带绳子,就把我们六个人单个儿排成队押下来,又带到第一次那个集体屠杀的公馆里。那个楼房后面有一块空地,就靠在水池边,让我们排好就开始射击。我站在最后一个,当日本人开始打第一个人的时候,我调头就跑。可能日本人一看跑的是一个小孩,就没追。我又跑回当时那栋房子,进到一楼的一户人家,藏到人家的床底下。这样我就没死掉。

——李高山口述自传

“战争灾难影响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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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28年2月,是南京本地人。在日本人还没打进中国以前,我们家人很多,有四代人,我的父亲母亲、四个弟弟、一个姐姐,还有祖母、太祖母。太祖母那时候有八十多岁了,身体也蛮好的,是第一代。太祖母下面的女儿,我们叫奶奶,是第二代人。我的父母,那是第三代。我们那时候还小,是第四代。第四代姐弟六个,有一个姐姐,比我大一两岁;兄弟里我是老大,有四个弟弟。

那时候我们住在夫子庙后面的白鹭洲公园金陵闸。

那时家里怎么生活呢?我爷爷在白鹭洲公园开了个店,卖东西。当时有火车通到白鹭洲,很多人去参观,就卖给去游玩的人,生意很好。我小时候上了私塾。书读得不好要打手心,你不听话也要把手心摆过来,老师用板子打,打得蛮疼的。可是我一次都没有挨打。老师特别喜欢我,跟我家的人讲:“这个小孩不错。他很稳重,也很用功,他来后没几天就能背书了。”

除了我,家里还供姐姐读书,二弟三弟那时候比较小,没有上学。放学以后呢读读书,把老师教的复习一遍,然后就在夫子庙玩,家里的事很少做。夫子庙里什么都有,玩杂技的,说书的,还有唱戏的。南京那个时候不是首都嘛,有各国的大使馆。小学里也会教外语,主要就是英语,后来日本人来了,也学日语。

那个时候,日本人飞机来南京轰炸,地上的高射炮就咚咚地打它,广播一通知,老百姓就躲到防空洞去了。我的父亲、母亲、四个弟弟,都被日本人杀了,就留下我和姐姐。日本人一个一个把我家人杀掉时,我就昏过去了。姐姐被戳了几刀没死,受了很重的伤,也昏过去了;日本人走了以后她醒过来,醒过来后就逃,我们就一起跑了。但是后来姐姐伤口感染,还是死了。

战争灾难带给我的影响不光是生活上的、精神上的,对我后来一生的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就我自己来讲,危机意识就会因此比一般人要强,不像别人那样无忧无虑的。到老了什么事也都自己做,因为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就必须自己做。所以说:战争是很可怕的。

——常志强口述自传

日本人占领南京的时候,我们就做小生意,卖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可怜哦,日本人连米都不给进城,米就收在柴火里头弄进城来。日本人那时候对我们多厉害,我一想起日本人来就恨。

要是偷运米被查到就倒霉了。他就拿刺刀戳,戳通了,人就躺倒了。被抓到运米,有的时候往你嘴里灌水。日本人缺德,他们晚上有的时候穿个纱布出来,拿个毛巾兜着,不穿裤子,到处跑,在街上走,我们看到了就害怕。

——王秀英口述自传

日军侵占南京的第二天,我和大哥王长富、二姐王秀云偷偷跑出难民避难所,想回家看一看。刚走到太平南路,就看见成群的日本兵在街上纵火、烧杀、抓人。我们兄妹三人立即转身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大哥为掩护我们两人,被日本兵抓走了。同一天,我和二姐虽然侥幸逃回难民区,但仍被日本兵抓到日本军营,逼我们做苦工。干活时,我们常受到日本兵的拳打脚踢、怒吼、扇耳光,身上伤痕累累,总是提心吊胆地干活。二姐主要是帮日本兵洗衣服、做饭。我们在日本军营干了三四天后,才放我们回家。二姐回来后,老是哭,问她后,才知她被日本兵强奸了……大哥被日军抓走后,一直未回家,全家人到处寻找、打听,总不见踪影。后来听知情人说,大哥与一批年轻人被日军抓走后,押到江边一处空地遭机枪扫射,全部遇难,后又浇上汽油灭尸后,全扔进江中。大哥遇难时,大约十九岁,大哥的遇害,是全家人永远的痛。

——王长发口述自传

难民区日本人也照样去搜查。有一次最危险,在难民区我们住二楼,我要下楼,当时日本人带着一个人上来,刚好有人要到三楼去,日本人也跟到三楼去,叫我们两个人站在原地别动。难民区都是一排房子,有空地,另一个人就跑了,日本人一看少了一个人,先叫别人把我抓着,然后从窗口探出去,一枪就把那个逃跑的人打死了。有一次,日本人把我们抓去,在路边站一排,用绳子牵着开会。他看你神色不对,就伸手摸摸,看看我们手上有没有老茧,是不是拿枪的。要是起老茧,就拉到空地上去打死。

——濮业良口述自传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才十岁,日本人在南京烧杀掠夺的这些事情我都看到了。我住在宝塔山那个地方,我家是4号,还有一个2号,跟我们是门对门的,隔一个小巷子。日本人来的时候看见了人,远的就用枪打,近的就用刺刀捅。当时我在门缝里看,不敢出去。2号里面住着四个中央军,来了两个日本人,他们跑进去,一个人一手拖一个,四个人就被拖出来了,鬼子用刺刀往人脖子处捅进去,再一搅,血就一喷。正好我在门缝里看到了,吓得我跑掉了。我跑到我们家后面的扫帚巷,有个王全胜粮行,下面有个地洞,那个地洞通到秦淮河,像个桥洞子一样,一直通到里头,下面铺了一层板。大概有三十四个人住里面,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

——余昌祥口述自传

我是1934年生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没钱的人就在难民区。我的姑妈、姑爹、舅舅、叔叔,还有一个哥哥,一家好多人住在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里面。难民区里头,日本人要进去抓民夫。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日本人用卡车将他们拖到下关,在江边用机关枪扫射,然后浇上汽油焚烧,毁尸灭迹。我父亲被日本人杀害的时候才二十几岁,我母亲才二十岁。我的二姑爹杨守林、舅舅温志学是跟我父亲一道从难民区被抓去杀害的。大姑爹原来住在剪子巷,以跑货为生。他没到难民区去,躲在防空洞,被日本人在防空洞里刺死了。那时候都恨日本人,他们杀人不眨眼。日本投降之后,当时听说谷寿夫被枪毙,南京城很轰动的。

——马庭禄口述自传

(谈洁 整理)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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