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

2017-12-07 10:59:37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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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掀起了迫害屠杀犹太人的狂潮,当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之时,中国的上海向他们敞开了怀抱。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至1940年间,至少有2.3万余名犹太难民来到上海。

这些犹太难民中,有的是一家人一同来避难,有的青年到上海结婚成家,也有在上海出生长大的“上海宝贝”。上海,成为犹太民族在战争中得以保存和繁衍的避风港。犹太人民和上海市民共同抵御法西斯暴行,在炮火中患难与共、彼此关照,演绎了一段“爱与包容”的故事,至今仍感动着无数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也通过一次次的国内外巡展,把这份感动传向全世界……

中国的“辛德勒”

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与其夫人倾尽全部家产,保护1200余名身处厄运中的犹太人免遭法西斯屠杀的故事。事实上,中国也有这样一位“辛德勒”,他就是于1938年至1940年间担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博士。

1933年1月,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不久,纳粹分子就发动了反犹运动。1938年11月9日这一天,德国各地的犹太会堂被烧毁、犹太公墓被破坏、犹太商店被打砸,死伤的犹太人不计其数,有3万多人被关进集中营。由于当日成千上万块玻璃被砸碎,因此11月9日夜被称为“水晶之夜”。

面对大肆迫害,纳粹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开始出逃。纳粹分子扬言,只要这些犹太人能够马上离开即可从集中营获释,不能走的就成批屠杀。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并吞了奥地利。当时在奥的18余万犹太人一下子坠入了灾难的深渊。要逃出厄运,只有离开这个国家。可是到哪儿去弄出国签证呢?英、美等国借口移民名额已满,拒绝他们入境,一纸签证的获得简直难于上青天。

1938年7月,参加讨论犹太难民问题的埃维昂会议的几乎所有国家又都表示难以接收犹太难民,使得欧洲犹太人的处境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犹太人转而寻求入境上海的签证。上海虽然当时正处于一种“入境无序”的状态,并不需要入境签证,但颁发签证有助于难民逃离欧洲。

何凤山对法西斯的种族歧视非常反感,对犹太民族的遭遇十分同情。他知道,多数持有中国签证的犹太人的目的地不一定是上海,但出于对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同情和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还是向申请入境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发出了几千份签证,成为最早以发签证的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对于身处危境的犹太人来说,这些签证就仿佛是茫茫苦海中的救生圈,被称为“生命签证”。

现在定居加拿大的艾瑞克·高得斯陶伯1921年11月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战争爆发前,他还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当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军队吞并奥地利时,作为一名犹太人,艾瑞克不得不辍学,并尽力找到一个愿意接纳他和家人的避难所,因此,他为了办签证奔走过50家领事馆,却每次都空手而归———没有一个驻维也纳的使领馆愿意给他们发放签证。正当他绝望之时,事情有了转机:“有一天,当我去了中国领事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凭着运气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为我自己以及我们一大家人拿到了签证。”

当时刚好有一艘计划在1938年12月初从热那亚离开,前往中国上海的意大利邮轮——比安科马诺,艾瑞克一家正是凭着这些签证才买到船票,航行了约30天,到达了位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的上海。

艾瑞克说:“在上海这座国际都市,我们受到了当地犹太社区的照应。他们大多都是在很久以前就移民到上海的犹太家族,并在中国发家致富。”

艾瑞克的经历在犹太人中传开后,中国领事馆前排起了长龙,凭着何凤山博士发放的签证逃脱希特勒魔掌的犹太人越来越多。据1943年虹口难民隔离区设立后的一个统计显示,区内有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4000名左右,也就是说,何凤山向犹太难民发放了至少4000份签证。

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犹太人及其后代并没有忘记何凤山。他们中的一些人克服了各种困难,把有关证据送到了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经过核实评审,以色列政府于2001年1月举行隆重仪式,追认何凤山为“国际义人”,并将授予非犹太人的最高荣誉奖“义人奖”授给了这位中国的“辛德勒”。

隔离区里的邻里情

上海建立了“隔离区”

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办起了报纸,成立了各种俱乐部,还建了剧场,人们努力使自己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也能过上曾经习惯的生活。

然而,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的时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导致犹太难民的处境日益恶化。纳粹德国更是派出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约瑟夫·梅辛格上校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最后解决上海犹太人的“梅辛格计划”。

虽然“梅辛格计划”最终未能施行,但上海的日本当局还是在1943年2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在虹口提篮桥地区设立了“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要求所有难民必须在5月18日前迁移至限定区内。居住区主要通道全部用栅栏、路障封闭,由日本宪兵把守,区内实施保甲制度,进出要凭通行证,事实上就是一个隔离区。

犹太难民被迫迁入隔离区初期,上海市民,特别是隔离区的虹口地区市民纷纷腾出自己的住房给难民居住。在犹太难民医院建立之前,中国医院收治了许多犹太难民,抢救了其中不少人的生命。虽然当时隔离区中的中国居民生活也非常艰苦,但他们有的邀请犹太难民共度除夕,让难民们有家庭团圆的感觉。虽然与犹太难民语言沟通上存在困难,但上海市民仍然用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帮助他们。

柏林犹太博物馆的一位专家曾说,犹太难民避难上海的这段历史,对犹太人来说难以忘怀的是,这里没有反犹倾向,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当地人伤害犹太人的事件,中国人和犹太人建立起融洽的邻里关系。

对此,原犹太难民JerryMoses说:“如果这里的普通百姓不是这么宽容,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会是悲惨的。如果一个犹太人逃亡欧洲某国,他/她将不得不躲藏起来。然而在上海,我们可以跳舞,可以祈祷,还可以做生意。所以,我眼中的英雄永远都是那些伴随我成长的中国人。这就是我的想法和生活经验……善良、理解和宽容使得如中国一样伟大的国家更加伟大。这是战争、贪婪和仇恨永远无法企及的。在我的内心,永远铭记着那些与我共同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遭遇甚至可能比我还惨,却会为我感到难过。”

寻找上海阿妈

2012年10月,一位名叫彼得·迈克斯的著名美国犹太裔画家带着一副速写画来到上海,他在大街上、弄堂里走着、看着、寻找着……速写画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国女性,是彼得凭借记忆画的,是他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

1938年,仅1岁大的彼得随父母逃亡到上海,在虹口区一住就是10年。当时,彼得一家住在一个塔形的房子里,家的一边是佛教寺庙,另一边是锡克教堂。清晨,佛教寺庙的僧侣们用很大的竹毛笔在宽阔的宣纸上练字;晚上,锡克教徒们会用优美的旋律诵读经文……这些生活场景在年幼的彼得心中播种下艺术的种子。

彼得有一个跟自己很亲近的阿妈,在隔离区艰苦的生存环境下,阿妈还每天教他如何用腕力握毛笔和画画。彼得的母亲也很鼓励他,总是把各种绘画的材料放在阳台上,任由他去涂鸦。

1948年,彼得随家人离开上海,他在船上哭得很伤心,对阿妈十分不舍。离开上海后,彼得一家辗转经过以色列、法国等地后最终在美国定居下来。他与阿妈也断了音讯。自从离开中国后,彼得一直希望能够再次回到上海,希望能够找到他的阿妈。

如今,彼得已经成为了美国一名著名的画家,他的作品经常表现名人、政治家、运动员、体育项目以及一些其他的流行文化。他为福特、卡特、里根、布什等总统画过像,更为克林顿总统画了100幅肖像。2012年10月11日,彼得拿着那幅速写画,专程来到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举行新闻发布会,寻找当年的阿妈。他说:“她只比我大几岁,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是我的艺术启蒙老师。”

虽然仅凭一幅速写画想要找到阿妈很困难,但彼得仍然希望能够再见到她、抱抱她,并愿意带她到美国去生活。他说:“我去过很多国家,不管到哪里,我都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我认为自己80%是中国人。”

珍藏一生的黄包车

生活在德国汉堡的约瑟夫·罗斯巴赫先生如今已经70多岁了,他有一件爱不释手的“宝贝”———被他珍藏了几十年的竹质黄包车玩具。10年前,在接受德国《汉堡晚报》采访时,约瑟夫手中的这件宝贝一刻也没有放下来过,他对人们讲述了自己与这辆黄包车的故事。

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硝烟中,约瑟夫的祖父母和父母同其他犹太人一样,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上海避难。1944年,约瑟夫在上海市虹口区出生。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人们的生命安全时时刻刻在受到威胁。而当时年幼天真的约瑟夫,不但从来没有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恐惧,反而感到在这个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里,自己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

约瑟夫手中那辆竹制的黄包车,就是他幼时在虹口避难时的玩具,仅一个小手臂大,样式也很简单。约瑟夫说,每当看到这个黄包车玩具,就能回忆起儿时与上海邻居一起度过的那一段温馨的时光。

约瑟夫在上海生活时,邻居有一辆黄包车,并靠拉车赚钱养家。每当邻居收工时,常常会把约瑟夫和自家孩子一起抱上黄包车,拉着他们跑一段路,在上海的街道上兜兜风,孩子们玩儿得很开心。在他的记忆里,这些远胜过战争带来的恐惧。上海的童年时光和这份简单的快乐足够令他终生难忘。

“玩具黄包车、虹口,这些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当年中国人帮了我们不少忙。如果不是那样,我们早已被杀害了。”约瑟夫说。

约瑟夫现在所居住的德国汉堡市中区与上海市虹口区已建立起友好城区关系。他现在的一大心愿就是能够回到虹口区再看一看,看看这个城市的发展变化,看看那里是否还有他童年记忆中,那在街上飞奔的黄包车……

三代人护书千册

1943年,一位名叫卡尔的犹太学校校长将1000多册英语、德语和希伯来语图书委托给林道志一家保管。卡尔在返回德国的前夕告诉林道志,等自己在外安顿好了一定回来取书。

卡尔一走就是70多年,而林道志一家历尽艰辛,全力保护着这1000多本书,三代人一护也是70年,只为当初那一句承诺。

林道志曾任幕义教会学校校长,他招收了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其中包括不少犹太孩子,并因此与卡尔相识。

林道志家住在东长治路805弄,恰好邻近日军军火库,为了让这批图书免于战火牵连,林道志雇佣了十多位挑夫,乘坐小船,举家将图书护送回老家浙江黄岩。直到抗战胜利,为等卡尔回来找书,林道志又率领一家人一路将书送回了上海。

这一等,便是30多年。直到1981年林道志去世前,在弥留之际仍惦记着这些书,他反复叮嘱晚辈:“他说会来拿,就一定会回来拿的。”

林道志去世后,儿子林尚义和儿媳潘碌、外孙孙礼德继承老人遗志,继续守护这批书。他们专门修整出一间屋子,作为存放这些书籍的藏书室。几十年过去了,这1000多册书的纸张已泛黄,但都基本保存完好,有些图书的照片和彩印依然很清晰。

后来,家人在整理林道志的遗物时,发现了几封从德国寄来的信件和明信片,明信片上有卡尔和妻子的照片,还附有一张林道志亲手写的卡尔在德国住址的纸片。可是,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纸片上的地址已经不复存在,林家人便希望发布消息,借助媒体的力量来寻找卡尔的后人。

林家三代人护书的事迹经国内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德国当地媒体的关注,一些热心的德国人和中国志愿者共同发起了寻找工作。他们在寻找地址无果后,又翻找当年上海犹太难民的名单,终于找到了这位“卡尔”校长,最终找到了卡尔及其夫人合葬的墓地。

虽然把这些图书交还给卡尔的愿望已不能实现,但林家三代人信守承诺,70多年来历经战乱和磨难,守护这1000余册书籍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至少对我们家已经去世的几位长辈来说,是一个迟到的安慰。”林家第三代护书人、林道志的外孙孙礼德说。

铭记历史

对于上海犹太难民而言,尽管比起在欧洲集中营难民的生活,他们是幸运的、幸福的,但这里毕竟只是他们的避难所。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欧洲犹太难民就开始逐渐离开上海,到1948年末,共计约有1万名犹太难民踏上离沪的行程。

大部分犹太难民离沪后去了美国和以色列,有的去了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有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定居,还有的则移民到加拿大和南非等国。仅有很少一部分人又回到了欧洲。

她选择留在中国

由于种种原因,尽管绝大部分犹太人都选择离开上海。但仍然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比如沙拉一家。

1939年,54岁的立·伊·伊马斯从德国逃到上海避难,和一位中国姑娘相爱并结婚,后来做起了酒类和地毯生意,还开了一间小酒吧。1950年,两人爱情的结晶沙拉·伊马斯在上海出生。

12岁以前的沙拉是个无忧无虑小姑娘,而1962年4月,沙拉的父亲因病去世,从那时起,她开始经历一段段坎坷人生。离开学校后,沙拉成了一名铜厂工人,之后她结束了一段不幸的婚姻,独自抚养起3个孩子。

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当时42岁的沙拉踏上了“寻根”之旅,并受到了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在以色列生活期间,沙拉艰难谋生,曾亲身经历巴以冲突,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2002年,在以色列生活10年后,沙拉又回到了中国。返回故乡的她终于找到了属于她的爱情,嫁给了一名大学教授。

当被问及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留在中国,沙拉以一首诗作答:

其实我可以选择太阳/做太阳里的那只金鹿,

其实我可以选择月亮/做月宫里的那只玉兔。

但,我选择中国/选择做中国土地上那棵努力成长的树。

……我选择中国/将整个身心与智慧为之付出,

用这种实在的方式/融入她的发展和进步。

我选择行走跋涉/选择用脚步做语言,

把中国的山水倾情朗读……

提议在上海设立纪念碑

欧洲犹太难民虽然离开了上海,但仍然对其生命中的救援之地心存感念。他们建立了诸多联谊组织,经常举行活动、长期保持联系,还出版各类刊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特别是中以建交之后,越来越多的犹太难民及其子女从世界各地重返“第二故乡”中国寻根、访友、参观、旅游、求学,引领着新时期犹太人来华的潮流;一些曾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难民更是纷纷来上海投资经商,分享故乡新一轮大发展的成果,为中国拓展对外经贸文化联系牵线搭桥,推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

1985年,曾随家人避难上海的奥地利犹太人库尔特·杜尔德纳致信上海市政府,希望代表幸存的两万上海犹太难民表达一个愿望:在虹口区海门路原警察局所在地设立纪念牌匾,向中国人民表示感谢。

1987年,库尔特带着妻子女儿来到虹口区重访旧居,他发现房东的家中竟然还保留着他们一家曾经用过的那套心形雕花桌椅,库尔特的女儿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离开老屋时,他们又遇到了当年的理发师、一位苏北“老朋友”,这位70多岁的老上海说着稔熟的英语、上海话和库尔特一同回忆往事。

库尔特的提议最终在1994年变成了现实。当年4月,原上海犹太难民重聚上海,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一道参加了在霍山公园举行的“犹太难民纪念碑揭幕仪式”。“这里终于有一块纪念碑了,我真高兴,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但是霍山公园这个位置更为理想。”库尔特愉快地回忆道。

上海犹太难民这段历史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库尔特的妻子安妮说,犹太难民避难上海的历史具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忘记历史,历史就会重演。

为了和平,这段历史永远值得被人们铭记……(本文史料来源于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及上海市虹口区政协编辑出版的《犹太难民与上海》一书。)(李冰洁 整理)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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