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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1959年毛泽东纠“左”的努力

2017-11-14 10:07:04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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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怀着满腔热情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在发动过程中,除了鼓励大家拿出勇气在经济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之外,他也没有忘记告诫同志们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所提出的指标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要注意留点余地。尽管如此,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下简称“大跃进”)的迅速掀起,还是出现了很多毛泽东意想不到的问题。

第一个引起毛泽东严重警觉的,便是“两个过渡”的问题。那是在1958年10月,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很多问题都没有弄清时,就出现了一些地方纷纷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宣布两年或三年、四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现象。尤其是河北省的徐水县、河南省的修武县等宣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将在两三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得到这些信息,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是不是太快了,心里有些不安,于是派人到这两个地方进行调查,他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了解情况。通过对徐水、修武等地情况的了解,他感到很不乐观,得出的结论可以说就是“穷过渡”。

他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为了划清两个界限,毛泽东提出,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只有具备了这五个条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

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提出,“我们不要冒险,但是凡可以做的,我们就做”。最后,经过反复讨论,逐步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需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只有在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后才可能实现。总之,要实现两个过渡,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这就煞住了急于过渡的风潮。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认为两个界限划清了,钢的指标也调低了,即使出现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的现象,也无关大局。所以在1959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即北京会议上,毛泽东说,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现在根本上要鼓气,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当他收到广东方面反映瞒产的报告后,第一反应是:副食品、日用百货等不足,与农民瞒产私分有关。但当他静下心来,尤其通过在河北、山东、河南的调查,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意识到农民拼命瞒产是怕共产,怕外调,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问题。为了迅速纠正这一问题,他决定将原来准备于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提前于2月底开始在郑州召开,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会议历时7天,通过了《郑州会议纪要》,将毛泽东强调的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落实了下来。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后不久,又出现了15个省发生春荒缺粮的问题,这使毛泽东感到意外。当时,又正是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的季节,毛泽东一面给15个省委书记下指示,一面又批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务必采取措施,千万不可大意。1959年4月29日,他还亲自写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针对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最关键问题,如包产、密植、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问题,提出新的意见。总之,就是要把过去的一些错误做法纠正过来。

随后,中央又紧急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一是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到了此时,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在工业方面,毛泽东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到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会议,将钢的指标再下调到1300万吨。经过近8个月的纠“左”,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感慨良多。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他同时承认,在抓工业方面打了败仗。

7月2日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后提出19个问题请与会者讨论。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分析他当时的思想状态,似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第一,对形势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及基本建设规模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很快就会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第二,出现混乱是因为不懂经济建设的规律,所以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读书,尤其是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他自己在内。第三,又提出一些纠“左”的新措施。如综合平衡问题,恢复初级市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问题等。第四,为了消除党内的认识分歧,毛泽东想以强调党内团结的口号来实现党内的共识。

总之,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仍以全力纠“左”,一心想使党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问题是“大跃进”运动该不该发动,人民公社该不该办等,这些涉及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毛泽东还没有认识到。所以当庐山会议的一些意见超越了他的认识范围时,便发生了反右的问题,使纠“左”戛然而止,接着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泽东后悔不已。(摘自《党史文汇》张素华/文)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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