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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创办始末

2017-11-08 10:41:54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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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还为《红旗》题写刊头20余幅,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同时,中央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红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出版。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审定。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

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这对《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红旗》杂志的“三面红旗”

在《红旗》头几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对国际情况、国际问题比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受欢迎和重视。

“施东向”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施东向”即取自《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度的理论修养、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写出了影响很大、很受欢迎的思想文化评论文章。

“许辛学”是由“虚心学”演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有“三面红旗”,《红旗》杂志也有“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求是》代替了《红旗》

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需要立即解决: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1988年2月12日,中央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道:《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摘自2012年8月10日《解放日报》苗作斌/文)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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