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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攻书到“底”

2017-11-06 10:46:17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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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

毛泽东读书习惯于“手到”,即写笔记、写批注。例如,他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注中,就明确提出了“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在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1959年,他再次讲:“很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著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于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他于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释了应该如何去挤和钻:“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它一遍或者看它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几种攻读之法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他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叙述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样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他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他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上世纪60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期,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他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他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摘编自6月27日《北京日报》 陈晋/文)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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