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的革命传统和世界眼光

2017-10-12 10:17:25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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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近代以来中国出版业的旗舰,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中西学术交流的桥梁。

今年是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文化的力量、知识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使它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繁荣。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成为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骄傲!

商务印书馆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本来是要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商务印书馆的初心和本来是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扶助学术、振兴中华,和中国共产党高度契合和一致,并且商务印书馆在其发展的初期是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紧密相关的。

根据上海的历史学者们考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达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外聘编辑。在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很早就有翻译和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并连载日本幸德秋水所写的《社会主义神髓》等著作。

1919年至1922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1种,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如《价值价格及利润》;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陈溥贤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如瞿秋白的《新俄国游记》。194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完整本,除陈望道较早的译本外,这是1949年以前《共产党宣言》6个版本中唯一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版本。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聚集地,最早成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地方之一。据统计,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含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1925年有职工4000人,而且多为技术工人,文化素质较高,是“一支有觉悟、有文化、有组织纪律性、有战斗力的产业工人大军”。沈雁冰,也就是作家茅盾,于1916年至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普通编辑到《小说月报》杂志主编一共工作了10年,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陈独秀即邀请他参加研究会,并为《新青年》等刊物撰稿。1921年春,经李达、李汉俊介绍,沈雁冰加入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冬天徐梅坤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到商务印书馆来找沈雁冰,要发展党组织和成立印刷工人工会。1921年冬,沈雁冰和徐梅坤首先介绍印刷所影印部技工糜文溶入党,接着有董亦湘、杨贤江、黄玉衡、恽雨棠、糜文浩入党。1925年上半年,董亦湘和恽雨棠介绍发行所职员陈云入党。陈云同志就是在商务印书馆走上革命道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根据各方面资料及老同志回忆,自1921年党诞生后到1927年,商务印书馆内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近200名。

商务印书馆还一度成为党中央的联络站。1921年10月4日,刚从广州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及夫人高君曼在渔阳里2号自己的寓所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起被捕并被关入法租界巡捕房监狱,后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借助商店、写字楼和文化机构作为联络点。

考虑到沈雁冰当《小说月报》主编的合法身份和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党中央决定让他担任中央直属的秘密联络员,负责处理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函件往来和人员往来。根据茅盾晚年在《我走过的路》中回忆,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函件均寄给他,外封写沈雁冰收,内封则另写“钟英”(“中央”的谐音)收,以此方式遮人耳目。外地有人来找中央,一般也先去找他,由他报告中央。

商务印书馆有一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

在五四运动前后,商务印书馆编印大量中小学白话文教材,推进新文化运动,是文化启蒙的重要推手,同时还成为中国吸收外来文化、译介西学的先锋。当陈独秀批评《东方杂志》、罗家伦批评《妇女杂志》因循守旧,维护封建道德礼教之后,张元济大胆改革,起用新人,马上更换这两个杂志的主编,很快杂志面貌一新,如任命沈雁冰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一大批文化名人如鲁迅、郑振铎、叶圣陶、冰心、巴金、老舍、丁玲都和《小说月报》保持着密切关系并发表作品。

五四运动后,张元济、高梦旦多次亲赴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寻书求才,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大力支持,不仅将体现北大新思潮的《北京大学丛书》和《北京大学月刊》交由商务出版,还与胡适、蒋百里等人一起主编了《世界丛书》,翻译了一批政治、经济、小说和文学的世界名著,1920年代陆续出版,赢得了大批的读者,这些书籍的出版逐渐地改变了商务的出书方向。

1921年春夏之交,张元济和高梦旦还专程到北京,想聘请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不满30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二位前辈的诚意打动了年轻的胡适,他不好拒绝,表示待他到商务来考察一段时间再说。1921年7月10日胡适到了上海,张元济、高梦旦亲自迎接,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和盛情款待,胡适考察两个月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个编译所是很紧要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但是,他说他还年轻,还可以干一些自己的事情,编译所长行政事务太多,与自己的性格不甚相宜。胡适婉拒了这个职务,但是他推荐了他在中国新公学读书时的老师、自学成才但此时还默默无闻的王云五来担任此职。

张元济、高梦旦与王云五从未谋面,出于对胡适这位青年教授的敬重和信任,就聘请了王云五任编译所副所长,3个月后任命为所长。王云五后来成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

培植西学、重视汉译是商务印书馆的特色

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洲回国后到达上海,与张元济商量编辑出版《共学社丛书》,1920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学社马克思研究丛书》。梁启超的另一项学术计划是邀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例如邀请柏格森、罗素、杜里舒等人来华讲学,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表示大力支持,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并让梁启超开出确切费用清单。

1920年9月张元济得知梁启超要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消息,立即答应出钱资助,并表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素全部讲稿,后来罗素来华的全部讲稿编入了《共学社罗素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20年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吸收外来文化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已经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窗口。从早期的“严译名著丛刊”到今天煌煌大观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影响了中国几代人。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俄罗斯时讲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我们这一代人也读了很多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作品。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德国时谈到,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学巨著和不朽诗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哲学辩论,中国读者都从他们的作品中获得愉悦、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国读者阅读和喜爱的这些书籍和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对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丰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要求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外国,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呢?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我们要四看,那就是“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习近平总书记这“四看”既是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服务的出版界讲的。商务印书馆要既坚持“三来”,也做好“四看”,今后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事业才会越来越旺。(冯俊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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