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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中村事件"的几个细节

2017-09-14 10:11:19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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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26日,发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的“中村事件”,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事件发生后的第84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东北的战争,致使东三省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东北人民沦于日本殖民统治下。

尽管学者对“中村事件”有很多深入的研究,但大众对这一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和很多细节还不太了解。本文作者为我们梳理这一事件的几个细节。

处死日军间谍

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等4人是在1931年6月25日被驻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后旗四方台子(清末民初称佘公府,今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宝河屯)东北军兴安屯垦军第三团一营官兵捕获的。当时,国际法规定,凡外国军事间谍侵入主权国家刺探军事情报者,可以处死。对中村震太郎等4名日军军事间谍是如何处置的呢?国内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是枪决。当事人东北军兴安屯垦军第三团上校团长关玉衡,是处决中村震太郎等4名军事间谍的决策者。他在生前遗作《中村事件始末》(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76期)中记述道:1931年6月25日晚,“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由我提出破获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已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日军军事间谍。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大家认为,在剿匪职权上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在此情况下,我迫不得已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审讯后,在令其在笔录上画押时,他又借机厮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4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此时,已是26日早晨。

这种说法延续了80多年。

二是砍头。1984年3月,笔者被任命为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史地方志局局长,先后赴东北辽、吉、黑三省档案馆、图书馆和各省政协文史委搜集可信的历史资料,历时30载。2014年10月,我拜访吉林省政协文史委主任姜东平,当提到处置中村震太郎的方式时,他摆手说:“不是枪决,是砍头!”

他的根据是1984年8月出版的《沈阳文史资料》第7辑,书内载有1981年12月由赵汇娟整理并经金东复审定的《中村事件亲历记》(金东复是原兴安屯垦军第三团二营骑兵中队长,是处决中村震太郎的亲历者)他在文章中记述道:

6月25日晚8时,我和另外两位中队长负责现场及外围警戒。营长陆鸿勋等四五个军官负责捆绑押送扣压的间谍,执行的刀斧手是连长宁文龙,其余官佐负责现场处理。

刑场设在团部会议厅。大厅约100余平方米,地面用石灰和炉渣混合铺成。

第一个押入大厅的是中村震太郎。大厅内非常沉寂,笼罩着十分威严的气氛,官佐们个个凛然正气,怒目而视。关玉衡团长命令解除中村震太郎眼睛上的蒙带和嘴里的堵塞物,中村震太郎便迫不及待地狂呼:“放了我,我要上告中国政府,关东军饶不了你们!”

此刻,见中村震太郎如此骄横,关玉衡怒不可遏猛然大喝道:“混蛋,今天我就要你的脑袋,叫你去上告!宁连长,行刑!”

中村震太郎立而不跪,狂呼乱叫。几个军官用力让他跪下。宁连长从旁边走出,手操军刀,走到中村身后。只见刀光一闪,中村就倒在地上。由于宁连长紧张,中村没被立即砍死,还在地上挣扎。此刻,关团长一个箭步上前,从宁连长手中夺过军刀,只听咔嚓一声,将中村的头颅砍下。继而关团长又命令:“带下一个!”就这样,将中村震太郎随从的三个间谍井杉延太郎、白俄米罗阔夫、向导刘文茂相继被一一砍杀。

夜半时分,10余名营连级军官,将中村震太郎及3名间谍的碎尸装入几条麻袋,用铁丝扎口,再坠上大石头,沉入洮儿河湍急的深水之中。

关玉衡决定对质

尽管事出机密,最终还是被日本人发觉了。

首先是日本关东军特务片仓衷大尉按预定日期赶到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接应中村震太郎,却未见其踪影,感到事情不妙,立即向哈尔滨特务机关百武中佐通报了实情。

片仓衷大尉辗转来到齐齐哈尔特务机关的秘密联络点“朝日旅馆”歇息。秘密情报员植松菊子向他报告:中村震太郎已被屯垦军三团杀掉,中村震太郎那块“三道梁”手表被司务长李德保抵押在王爷庙“大兴当铺”。

当时,中国人不可能拥有这种手表,当铺里的这块手表,背后意味着什么,每一个人都很清楚。

原来,东北铁路大员王翼先到“朝日旅馆”寻欢作乐时,被植松菊子套出了中村震太郎下落的“真情”。片仓衷立即返回新京(长春)向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

原来,6月26日晚,中村震太郎在团部审讯室中与屯垦军官兵厮打中,手表被打落到门后,恰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进屋送夜餐。他趁混乱之机将手表偷偷捡起来,随手装入兜中溜走。不久,为偿还赌债,他把手表押到王爷庙“大兴当铺”。

8月9日,当晚,贪财的李德保被毒死在旅馆的床上。

8月10日,关东军特务片仓衷来到王爷庙“大兴当铺”,凭李德保交出的契票取到了那块“三道梁”手表。

既然找到了关键证据,关玉衡私斩中村的事情很快就摆到了东北军决策层的案头。1931年9月10日,东北炮兵连炮旅旅长王致中受荣臻参谋长的委派,来到兴安屯垦区第三团团部关玉衡家,与关玉衡商议应对“中村事件”的对策。

王致中开门见山对关玉衡和夫人刘敬哲说:“荣参谋长提出三个方案,由你选择:一、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二、送你去满洲里,转道去苏联;三、有把握,可以进行折中外交。”

听罢,刘敬哲说:“经满洲里去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中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属中策;部队搞哗变,全团皆带家属,谈何容易!是下策。”

关玉衡接着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对日本人,我以铁的证据说话。如果他们蛮不讲理,我全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要将中村的间谍原始证据调来,我就去沈阳与日本人对质。”之后,许多老战友纷纷力劝关玉衡出国避避风头,但他坚持说:“日本间谍到我防区侦察搞破坏,我处死他没罪,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做好了死的准备。”

在即将到来的厄运面前,关玉衡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坚定地、勇敢地表达了爱国之心,无视个人安危。历史可以无限残酷,但也因其残酷,才映衬出人性夺目的光辉。

关玉衡那低沉浑厚的声音和镇定坚决的神态引起了王致中的强烈共鸣,便说:“好,对质,就这么办!”

张学良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文电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的《张学良将军资料选》中载有张学良就“中村事件”与民国中央政府的文电原件。

1931年8月24日,民国中央政府外交部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纪密。报载日本陆军大尉中村于6月26日左右,在洮索线终点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科尔沁右翼后旗察尔森)山中,被兴安屯垦队(军)第三团官兵杀害。据驻日使馆电称,此事日外务省仍拟由外交解决等语。究竟实情如何,希望详查电复为荷。”

8月26日,张学良命东北政务委员会复电:“南京外交部勋鉴:纪密。敬电诵悉。此案前据日方口头提出,我方尚未得有报告。现已由边防司令部长官公署派员确切调查,俟得报再以奉闻。”

8月31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外交部:“关于中村大尉事件调查结果,该大尉等既未入日方所主张之遭难区域,虐杀自为无根之事实,故日本政府如向南京外交部要求再调查时,请即以义严词正,委婉拒绝。”

9月7日,外交部复东北政委会电:“辽宁东北政务委员会:汉密。宥电悉。中村事件,吾方所得报告究竟如何?日方曾否又来提及?日本报载东北当局为此事特派赵欣伯等赴日请求谅解,赵氏并在途与人,中村事件非官兵所为,乃暴民所为,今后当严重警戒,并拟对日政府谢罪,等情。是否属实,统盼详晰,电复为荷。外交部。虞印。”

9月9日,东北政委会复外交部电:“南京外交部勋鉴:汉密。宥电悉。中村事尚未得确报,正在切实侦查中,日方已屡来催询,仍须俟查复再答。特此奉复。东北政务委员会。佳印。”

尽管中央政府与东北军进行了充分的勾通,商讨了应对之策,但是,日本人的目的并不是与中国进行外交谈判……

九一八当天还在谈判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九一八事变档案资料精编》记载了中日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

1931年9月18日16时,在沈阳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会议室举行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中方出席的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日方出席的是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

“关于‘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了严重关头,参谋长准备如何答复?”林久治郎开门见山,摆出一副最后通牒的咄咄逼人的态势。

荣臻对林久治郎的逼问早有准备,他拿出中村大尉进行间谍活动大量罪证:从中村震太郎的行装和棉裤兜里查出(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场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洮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驿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洮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和在巴布扎布王府的会谈记录等;(九)表册三分: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甲、洋马三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乙、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支;丙、望远镜一架;丁、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戊、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己、寒暑温度计一具;庚、天幕(帐篷)一架,防雨具一套;辛、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

面对这些铁证,林久治郎大吃一惊,他万没想到中国军方会在最后一刻拿出这么一招:“荣参谋长,我们已经谈过多次,今天还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啥!”他拿出一副蛮不讲理的口吻对荣臻说道:“日本军人横暴,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自由行动,这是我们陆军省历来的作风。到现在这个紧要关头,拿出这些东西,谈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考虑如何处理这件事吧!”

荣臻硬邦邦地顶回一句:“我们的军人也是横暴的,你们没护照,擅入我兴安岭屯垦区绘图、拍照,辱骂他们,我们也没办法。今天让我退缩办不到,我不能写亡国史的第一页。”

林久治郎声音尖厉地威胁道:“这事没法谈了,告辞。”临走,还回头扔给荣臻一句硬邦邦的话:“日中友好关系的最后破裂,我不能负责。”

中日双方关于“中村事件”的最后一次谈判不欢而散,宣告结束。

9月l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沈阳检阅关东军第二师并发布指示:“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之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之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是日夜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向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突然发起进攻。

关玉衡的命运

1931年9月24日,关玉衡同东北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盘查、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火车站乘火车赶到北平(今北京)。张学良在顺成王府官邸接见关玉衡,委任关玉衡为帅府参议,月支500元,并移居西单花园饭店内。1932年初春,关玉衡来到北平香山慈幼院,拜见院长熊希龄,把长子关松军(8岁)、次子关松亭(4岁)、小儿子关松森(2岁)托付给熊希龄院长。随后化名国尔家,从北平到上海任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后援工作。同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哲理木盟开鲁县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任右路军指挥。指挥部队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

何应钦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后,蒋介石下令解散东北义勇军。关玉衡回到北平。

1936年元旦过后,关玉衡从北平到西安晋见张学良,张学良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

随后,张学良下令委任关玉衡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任(陕西省)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关玉衡甚为兴奋,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县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只走了走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剧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关松军对他说,是为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像我的小子,好好干!”

1949年冬,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关玉衡从南京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冯学忠)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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