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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会议典范

2017-09-12 10:55:50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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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我们党历史上的两次重要会议(一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二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堪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的典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各种意见充分自由表达,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遵义会议上,首先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做关于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否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有错误。接着,周恩来做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同时也批判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做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内容是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三个报告之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强调客观原因过多,忽略甚至回避主观方面的失误。然后总结归纳了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并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发言,支持毛、张、王的意见,批评博古的错误。双方意见针锋相对,相互批评直言不讳。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出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共212人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0日下午开幕会上宣布会议议题议程,11日即开始分组讨论。会议进程中,两次突破原定议题对有关问题进行热议,并指名道姓对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批评。

第一次是会议安排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和有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时,讨论刚开始,谭震林就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一些历史问题平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提出要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和天安门事件平反,要重新评定陶铸、彭德怀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六条意见。他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于是各组发言的重点都集中到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以及党和国家的民主法治问题上。粟裕讲,“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其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民主生活不正常,批评只能是上级对下级或平级之间,下级不能或不敢批评上级。谭震林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意见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张爱萍说,在悼念周总理问题上,“四人帮”的无理意见怎么能在政治局通过?让多数服从少数,这不正常,是严重教训。于光远在和别人的联合发言中提出:民主不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靠不住的。还有人发言说:“文革”中那么多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深刻说明我国还是一个“人治”的社会。

第二次是会议安排讨论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时,有位同志在发言中对自己过去坚持“两个凡是”的行为进行辩解,由此引起了与会者的激烈批评。顿时,真理标准问题又成了会议讨论的重点。习仲勋说,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徐向前说,实践标准,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江一真首先在发言中点名批评了汪东兴。紧接着,于光远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阻扰邓小平出来工作、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等错误。随后,各组陆续出现点名批评汪东兴的发言。经过尖锐激烈的思想交锋,一些对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在1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就自己的错误做了检查。华国锋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就“两个凡是”问题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发言十分踊跃,意见异常尖锐,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认真。

第二,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方式决定问题,民主的形式服从服务于民主的内容。遵义会议,在经过充分讨论后,形成如下结果:其一,绝大多数同志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因此,会议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后来,政治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继续北上,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其二,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其三,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常委分工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委托周恩来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决定凝聚了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意愿。这样,就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长达4年的领导。

第三,选择政治主张与选举领导成员有机结合,切实尊重和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遵义会议,绝大多数同志在选择“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同时,也选举和改组了中央领导集体。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常委分工“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等。对于当时尚未认识错误的博古和凯丰同志,对他们职务予以适当调整后,继续留在中央领导集体内工作。他们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左”倾路线和自己的错误,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继续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党和中国革命渡过了王明“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危机,并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核心。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许多同志点名批评当时一些犯有错误的领导,同时建议将一些在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中表现突出的同志补充到中央领导集体中。针对此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召开会议,听取情况汇报,并主要由邓小平讲话。主要意思是: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中央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有过关嘛;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硬着头皮不动,这是大局;加上几个什么人呢?至少加三个政治局委员,再补选一点中央委员。他还提出一些人选,请大家酝酿。不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华国锋仍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汪东兴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处理党面临的许多复杂棘手问题的实际作用看,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奠定了基础。(韩光宇)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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