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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时期干部的写笔记制度

2017-09-11 10:27:13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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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运动中,为了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的质量,真正达到“改造思想”“改造工作作风”的实效,实现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目的,写学习笔记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写笔记制度的由来

1937年底,陈云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1938年开始,陈云在中央组织部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陈云提出了一整套学习办法,写笔记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陈云组织的学习活动及其制度建设使干部养成了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坚持学习的理念,也为延安整风这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先后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全党普遍整风开始。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其中规定:对既定学习文件,“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对这一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于4月14日制定《关于执行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决定的计划》,18日向各地党委致信传达了“四三”决定精神。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这一制度被层层细化,陕甘宁边区秘书处甚至提出“没有笔记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写笔记从此成为干部理论学习的一项重要制度规定。

如何写好学习笔记

记笔记这个新生的制度实施后,有的干部不知如何下笔,只能全文抄写或大段摘抄;有的干部咬文嚼字,空洞无物;有的干部只写空泛的赞美文件的词句,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有的将笔记写成文章,过于讲求前后连贯、字斟句酌,花费大量时间;有的单位在检查笔记的时候,甚至使用统计笔记的字数等机械且含有形式主义的方式方法。如何写好笔记成为当时大多单位、干部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对于究竟如何写笔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迅速提供了笔记的模板。1942年4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刘敏的《记笔记的几种方式》一文,就写笔记进行了经验介绍和推广。文章指出记笔记有三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一是“摘要式的”,即逐段逐节摘重要意思记下,然后再写一段读后感,其意义在于增加记忆力、理解力,又可随时复习;二是“提纲式的”,即将全篇或逐段写成提纲,其意义在于组织思想,帮助写作;三是“心得式的”,即用自己的见地对文件进行分析,再综合起来加以发挥和批判。4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学习委员会对学习笔记内容的规定:(1)本文的中心内容;(2)个人心得;(3)理论依据;(4)和实际工作的联系;(5)对本文的意见和批评;(6)提出问题;(7)讨论后的感想。经过《解放日报》等的积极引导,写笔记逐渐形成了内容较为固定的具有整体性、关联性特征的体系。

当然,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纠正偏差甚至错误的过程。对于有些干部讲究形式,追求字数,大篇誊抄文件的问题,李富春在中央直属总学委会议上做的《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的报告中指出,“笔记应当少而精,主要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以后的心得与反省,减少做笔记的时间,增加‘想’的时间”。陶铸在军委系统学风学习中对此也有深切体会,同意这一观点。边区秘书处学委会也提出“会议简而深,笔记少而精”的口号。

学习笔记的组织检查

在延安整风学习过程中,各单位基本形成“检查笔记为学习检查的中心”的理念,每次讨论会以前必须抽查笔记。

首先,检查形式切合实际,灵活多样。延安时期,大多党员干部在繁重压力下的工作与生活往往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统一检查极为不便,故绥德专署规定每两个月学习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用“拜年”方式,挨户检查一次。而纪律严格、干部相对集中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学校,学习委员会决定其可随时调阅任何同志的笔记。此外,一些单位为了相互交换学习经验与促进写笔记的任务,搞了笔记公开展览,参观者在笔记的空白处互相留字批评。

其次,检查内容标准从高,要求从严。1942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笔记检查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1)指定负责人轮流修改;(2)上级人员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不能全看时,也要轮流抽看,并且帮他批改;(3)相互借看笔记;(4)传观最好的笔记;(5)上级人员看了下级同志的笔记后,必要时找他来个别谈话。

再次,笔记检查不讲面子、只讲纪律。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3年4月15日至5月10日整风总结中明确提出:就林伯渠、谢觉哉等主要负责同志的学习情况来看,“对部分文件作了笔记,也有少数人未写笔记”。不讲情面,实事求是,对边区主要负责同志尚且如此,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可想而知。(谭虎娃)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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