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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是怎样搞调查的

2017-08-11 10:15:53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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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他的调查对于各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进行调查、如何进行调查、怎样才能通过调查得到真实的社情民意而不是虚假的资料信息,至今仍然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性。尤其是他当年为了揭露、批评和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而说的那些切中时弊、发人深省的话语,同样是我们现在兴利除弊、端正党风的警钟和明镜。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内忧外患,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非常时期。以全国粮食总产量为例,1959年比1958年减产600亿斤,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530亿斤,1961年仍比1959年减产450亿斤。从1959年2月以后,忍饥挨饿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并开始发生患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现象。到1959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几乎没有粮食可以周转调运。有的省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竟高达18‰。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议总结讲话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3月23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第一书记,必须纠正那种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以感想代替政策的作风。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他带头深入基层,在1960年就先后到天津、河北、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江西、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省市调查研究;1961年3月中旬在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以后,从4月2日至5月15日又到湖南省进行了为期44天的农村调查。

刘少奇刚到省城长沙市,就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我们这次下乡搞调查研究,如果按你们那样安排,怎么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心里会怎么想?哪个还敢向你讲真话啊!如果见不到群众,我们不成了瞎子吗?”随行的工作人员要到县上去“打前站”或者给县委提前通电话“打招呼”,也都被刘少奇制止了。他说:你们不要帮倒忙。你这里虚张声势,他那里就会弄虚作假!调查,就要尽可能地把情况搞清楚。好,究竟好到什么程度;坏,又坏到什么地步。关键是不要轻信,不要盲从,一定要了解和掌握真实的情况。要有具体办法使人不说假话。

然而,“五风”不仅泛滥成灾,而且积重难返,甚至在一些干部中恶化成为一种习惯势力,使群众没有机会讲真话,也不敢当面讲真话,只能在背后发牢骚。例如,在全省“红旗单位”长沙县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自以为是,瞒上压下;事先召开生产队长和党员会议,统一汇报口径,封锁群众嘴巴;自己对刘少奇不仅“报喜不报忧”,而且当面撒谎,掩饰全大队一千多人中有一百多人患浮肿病的事实,还隔着窗户大声奚落和叫骂刘少奇:“刘胡子,你要扳倒天华的红旗,我不怕你……”

面对这种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的场景,刘少奇忧心如焚:我在自己的家乡要了解一点真实情况,竟然也这样难!这正常吗?到底是怎么啦?他主动找天华大队党支部书记谈心,开导她正确对待荣誉,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勇于改正错误,更好地为社员群众服务。刘少奇对基层干部们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股风气,一切从上级的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请大家对我一定要讲真话!作为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如果不顾群众的疾苦和饥饱,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只是靠命令来维持的。如果群众对共产党失去希望,那是很危险的!

刘少奇懂得,谎言不能凭借权力变成真理,假象也不能通过包装变成事实;如果情况不清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或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行动。

他到宁乡县农村调查时,在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养猪场的饲料保管室里住了六天六夜,白天下乡,晚上在蜡烛照明下办公,睡的是饲养员用过的铺了稻草的木板床;回到县城,也是住在县委会议室,睡的是一张长方形的会议桌,就是不住县委招待所。后来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他又住在大队部,睡的是用两张长条凳架着两块门板拼接起来的“床”,就是不住附近的只有20分钟车程的省委宾馆。他还吃木薯,尝代用粮,有一次还差点中了毒。

宁乡县花明楼公社小学四年级一个10岁的学生,经常饿肚皮。爸爸被公社调去修水库,两三个月才回家一次,连累带饿变瘦了。妈妈又得了浮肿病,躺在床上。为了吃一顿饱饭,他到公共食堂打饭时就悄悄多拿了一钵饭;又写了一张“我们饿肚皮,只怪刘少奇。打倒刘少奇!”的白纸条,贴在路边的电线杆上。民兵们“破案”以后,说这是反动标语、现行反革命行为,要让他挂牌游乡坐牢房,并要对班主任和校长进行严肃处理。刘少奇在炭子冲早晨散步时,亲眼看到了这张纸条。他对工作人员说:写这种东西,只是反映了群众的一种意见,一种情绪,算不得是反动标语。这几年我们犯了错误,群众当然不满。你还不许人家骂娘?小孩子吃不饱饭,就有怨气。不要开除他的学籍;更不要责怪校长和班主任,不要停职反省。如果我们有意制造一种压抑的政治气氛,今后谁还敢说话呀!接着,刘少奇又派人把这个小学生找来,并笑着把他拉到身边问:“你说说心里话,为什么要写那张纸条?”孩子讲了妈妈的病情和自己的委屈。刘少奇又问:“你说,公共食堂好不好?”孩子说:“好个屁!背时的食堂,害人的食堂,砍脑壳的食堂!”刘少奇听罢,苦涩地笑了起来,并对周围工作人员说:“好了!这恐怕是我们下乡以来听到的最没有蔽掩的真话了!小孩子天真无邪,把群众不敢说的话和盘托出,宝贵得很呀!”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老百姓懂得“真佛面前不烧假香,真人面前不说假话”的道理,目睹耳闻刘少奇这样真心实意地访贫问苦、自律自责、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言谈举动和公仆情怀,只有掏出藏在心窝里的真话来回报自己的“平民主席”刘九(刘少奇的乳名)。老农们告诉他:“去年(1960年)粮食减产,天灾有一点,但只有三分,塘里还有半塘水;七分是人祸,‘五风’都是人刮起来的祸害,就是那七分人祸!”老农们还对刘少奇说:“你们这么干,不怕农民打扁担吗……”

自古忠言多逆耳,从来阿谀无诚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句晴天霹雳、振聋发聩的实话,使刘少奇陷入了深刻而沉痛的内疚和思考。

刘少奇回到北京以后,以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对事实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坦诚地直言不讳。他说:有的同志敢讲困难,敢讲天灾,就是不敢讲人祸,不敢讲错误,更不敢承认中央有错误。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各地情况不一样,更要实事求是,由群众去评价。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即使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党。我们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刘少奇还说:“我们所有领导干部,都应该听老实话,听老实人的话。同时,必须在党员中间,大力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坚决反对弄虚作假。对于一贯作假、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纪律处分。”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对于由自己主持起草、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提出了两个“三七开”的观点(第一,成绩和缺点“三七开”,三分缺点错误,七分成绩;第二,困难的原因“三七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承担了主要责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也都分别在大会或分组会议上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努力扭转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

观今思昔,温故知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弄虚作假,不仅是我们党九十年来经验教训的结晶,更是当今人民大众的呼唤!(薛鑫良)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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