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的纯洁性是怎么一步步丧失的

2017-08-10 10:31:11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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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在93年的建党、74年的执政历程中,由建党之初几十人的小党发展成为近2000万党员的世界性大党,然而其纯洁性则呈现出重力加速度下降的现象,执政时间越长纯洁性流失越明显,越是到执政后期纯洁性流失越急剧。这其中有一系列待解的难题、规律、特点和教训,值得世人沉思和鉴镜。

发展上升期

列宁不仅是科学社会主义实体形态的开创者,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纯洁性建设的开创者。列宁建党和执政时期,成为苏共纯洁性积累发展和显著上升期。

一是主张组织建党。1903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组织建党的原则,主张:建立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党;凡是党员,不仅必须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而且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二是注重质量建党。打天下时和建政期间,列宁十分重视党员队伍的质量建设。他强调:“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的人’”。

三是实行纪律固党。列宁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仅要有严密的组织,还要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以维护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四是依靠群众建党。列宁用古希腊关于安泰的神话来强调党群关系建设。他形象地将无产阶级政党和党的领导干部比作安泰,把人民群众比作大地母亲,并指出,我们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就在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就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里。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的最大危险。

正因如此,列宁领导的苏共,不仅从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地下党,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的革命党,不仅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能够有效地克服和纠正革命和建设中的失误和不足,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

斯大林执政时期,是苏共纯洁性显性提升与隐性流失并存期。在近3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借助列宁的革命权威和政绩红利,依靠苏联模式的短期效应,明显提升了苏共的先进性形象,推进了苏共的纯洁性建设。

其一,列宁革命和建设巨大红利的延续效应。列宁革命和执政期间,是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创业期,创造了苏共的辉煌成就、革命政绩和崇高威望。但不幸的是,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未竟的遗憾,怀着对斯大林能否十分谨慎地使用权力的忧思,过早离世,其红利泽被后世、不断释放。后来执政的斯大林,充分享受和运用了列宁的革命和建设红利。

其二,卫国战争和二战的重大胜利形成的光环效应。斯大林执政时期,领导苏共成功击退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扑和围攻,特别是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性胜利。由此,不仅树立了苏共的先进性、纯洁性形象,而且在全世界树立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神圣形象,确立了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地位。

其三,斯大林权力结构模式的短期效应。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是以“议行监合一”和等级授职制用人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依靠这一模式,动员和集中全国资源和力量,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基础,成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但是,斯大林执政期间,为了垄断绝对权力,依靠不受监督制衡的无限权力,不断搞政治清洗、等级授职和造神崇拜三大运动,消除对斯大林模式的不同看法和声音,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造成了重大的隐性损伤。

隐性流失加剧期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执政时期的苏联,尽管综合国力、军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尽管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边脱下鞋子敲打发言桌、一边声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将飞船送上天、导弹部署到美国的家门口;尽管形成和拥有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由于他们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和受益者,又必然是斯大林模式的执行者和传承者。他们共同将斯大林模式推向了固化和极化的境地,不仅消耗完了斯大林模式的红利,而且隐性地损伤和流失了苏共的先进性、合法性和纯洁性,留下一个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

赫鲁晓夫充分利用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特别是执政后期,无法摆脱绝对的权力和谄媚的腐化作用,同样搞党政合一,同样搞个人极权,同样搞个人崇拜,同样搞党内斗争,同样搞霸权主义,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极权道路,致使斯大林“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反弹和回归,使苏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了隐性损伤。

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勃列日涅夫无法研判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心融入和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无力担当和推进继往开来的时代变革重任,痛失苏联历史上的最佳改革时机,维稳抑变18年,使斯大林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固化,走向极化,成为苏共执政危机和纯洁性危机的隐性加剧期。

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苏共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革新的最好时机,也由纯洁性的隐性流失期迅速走向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1985年3月11日,在“别无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在苏联人民发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中,苏共挑选旧体制内“最合适”人选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此时的苏联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加之,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始终在激进派与传统派的夹缝中犹豫摇摆,始终在“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中折腾回复,始终在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中选人用人,在内外交困、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超越党内分权和党政分工两个阶段,直接搞党政分开,最后将最高权力中心由党内转移到苏维埃再到总统,自己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超级总统和民主利己主义者。

由此,不仅激进改革派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最要命的是各阶层和人民群众都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极度失望,苏联已再也没有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了,也无人并无能替苏联负责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成为苏共执政危机总爆发时期,成为苏共合法性、纯洁性显性流失乃至急剧崩溃破产时期。

苏共纯洁性丧失过程中的乱象

苏共的纯洁性不断丧失的过程,既是苏共蜕化变质、脱离群众的过程,也是苏共执政危机积累、加剧到爆发的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斯大林时期起,苏联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形态并没有朝着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不仅总体上形成和固化、甚至极化了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而且丧失了苏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苏共不断走向“四大危险”。

精神懈怠。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苏共党人,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搞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的马列主义,不仅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根本的问题;而且道德人格物化、核心价值缺失、理想信念坍塌、话语体系阻塞,形成说谎机制和伪善氛围,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危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不断解构苏共的纯洁性资源和执政根基。

能力不足。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在不断扩大阶级基础的同时,忽视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党员发展过多过快,干部队伍膨胀腐化,许多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入党提干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队伍的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特别是长期推行封建社会的等级授职制,形成了“武大郎式”的用人导向和干部标准,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契尔年科式”的维稳型、执行型干部,庸人得道、奸佞当权,精英淘汰、士在游寓,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代代矮化。因而,最终无人、无能也不愿替苏联负责了。

党群疏离。由于苏共长期推行以牺牲人自由全面发展权利为代价的现代化,大搞政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安泰”离开了大地,党群干群日益疏离,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苏共解散前,已有400多万名党员退党。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过程中,全国近2000万党员、2600万团员、2亿工会会员和300万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几无一人抗议和救护。

消极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苏共各级干部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在册权贵”摇身一变,大都成了新国家新体制新权力结构的新成员。(李永忠 董瑛)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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