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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央领导当翻译不容易

2017-08-10 10:36:17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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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交部翻译室的“翻译国家队”成员,施燕华、张维为、高志凯等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便眉飞色舞。

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

在和张维为同年进入翻译室的高志凯眼中,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他善于倾听对方的发言,但一旦自己开口,“一看就是20年,一谈就是50年,一展望就是70年,一憧憬就是100年。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0年不变,100年不变”。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留有后手”、“要对付不要应付”……也令高志凯印象颇深。

作为张维为和高志凯的前辈,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年的英语翻译。在她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更是个和蔼的长者。

大多数时候,会见结束后,一场宴会必不可少。邓小平也喜欢在宴会上与外国领导人私下交流,因而作为他的翻译,施燕华经常顾不上吃饭。

一次,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吃饭,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让翻译吃点东西”。

“不要翻”和“听不懂”

在与外国记者的交锋中,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针尖对麦芒”的会面传播甚广。采访结束后,施燕华跟着法拉奇一起整理录音记录。

当时,法拉奇对录音中频繁出现的“这个这个”印象颇深,因为她在英语翻译中没有听到相应的词汇,于是询问施燕华是何意。“与英文well或者you see一样,一种口头语”,施燕华解释自己没有翻译的原因。但法拉奇最终还是将这个细节写入文章,在她看来,“这可以说明他(邓小平)性格上的特点”。

即使事先有所准备,领导人们各具特色的乡音,还是常让翻译们“犯迷糊”。

“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就很难懂。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张维为说。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说到了日本。他的口音里,“日”和“二”的读音相近。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以为“二本”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但是听着听着,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日本”。

即便是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已是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的了,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失误”,这才让他反应过来。

“换算”的问题

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后,口音已经不再是翻译们的难题,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朱彤曾做过江泽民、李鹏的随行翻译。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每每谈到三峡工程,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换算成兆瓦计数后,再译成英文。

另一次,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使用“万担”作为单位。这次,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那样游刃有余了,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

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被严谨的朱镕基“抢白”——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 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导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薛田)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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