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重温先辈的长征记忆

2017-08-03 08:37:16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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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无数战士用鲜血和汗水铺垫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路。而在他们身后,则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当面对白发苍苍的父母,这些以生命争取解放的“红军儿子”,在字里行间,寄托着无限深情。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本刊特别选择几封“红军儿子”的家书,以期呈现普通红军战士的亲情故事。

“红军儿子”的故事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说明

这封书信署名为“红军儿子”,因此,从落款处我们无法得知这名红军战士的真实姓名。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党史研究室的官方博客“红色大田”上,这封家书署名为郑祥全。但郑祥全究竟是这封书信的写作者还是发现者,不得而知。

从对大田县有关资料的查阅来看,在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大田工作站有一位叫郑祥全的工作人员。很可能是郑祥全在纪念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占大田80周年之际,公开了这封家书。从书信内容可以看出,这名普通战士隶属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书信写于红军攻占大田后的部队休整时间。

书信

父亲母亲:

你们好!屈指算来,我离开你们已有三个月了。在这期间,每天不是训练,就是行军打仗,然后就是宣传发动群众起来开展革命斗争,日子过得热火朝天斗志昂扬。之所以没有半字消息给你们,一是因为我自己不识字,二是因为实在事忙,但是想念你们的心思却是时刻不曾间断。如今,部队已经从江西展(辗)转至福建,昨天,我们拿下了大田县城,今天,趁着部队休整的机会,我央求连队的文书代笔,把我这一段来的生活和思想汇报如下:

记得当初我要参加红军,你们并不同意。最后由于我的坚持,你们才勉强放手。其实,我也很理解你们的忧虑。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要养育儿子长大成人,确实很不容易,谁都会充满担忧,谁都会依依难舍,谁都期望过平安日子。只是时势不济,世道不平,哪有咱老百姓的安生日子啊?“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古人送儿出征的场景至今还在继续演绎,父母家人的焦虑内心做儿子的也能够详细体会出来。但是,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是民族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在这危难的关头,青年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担当、自己的选择、自己的作为。自觉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不仅义不容辞而且刻不容缓。

我参加红军进行一个月的新兵训练后,入编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里,我们的军团长是寻淮洲,政治委员是乐少华,参谋长是粟裕,政治部主任是刘英。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调动和钳制国民党军队,减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我们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在敌人最(危险)的地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促使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从瑞金携带了160万份宣传品,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发放传单,四处刷写革命标语,一场又一场地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制造北上抗日的声势,极大地激发了沿途群众的革命激情和爱国热情。昨天,我们攻占了大田县城,这是先遣队成立以来攻下的第一座县级城市。大田是福建中部的一座山城,虽然县城面积不大,但是对于先遣队来说,攻下它意义非凡。所以我们都很兴奋,把几天来的行军疲惫也消散殆尽了。这次战斗,缴获了十余支步枪、无线电台和电话机各一部、食盐万余斤。之后,还召开了贫苦农民的群众大会,开展打土豪斗争,没收了几家富豪的粮食及财产,分发给贫苦农民。

父亲母亲:我还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在昨天的攻城战斗中,我们也有几位战友牺牲了。二十来岁的小伙,活蹦乱跳的青年,突然间倒下后就起不来了;激情奔放的青春,活力四射的生命,倏忽间戛然停止了;相亲相爱的同志,英勇顽强的战友,转瞬间不告而别了。这是怎样的一种残酷?战友、家人、亲戚、朋友,谁都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但它发生了,就在我的眼前发生了,真是情何以堪?“古来征战几人回?”为了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父亲母亲,你们也要做好随时献出儿子生命的思想准备啊。假如有那么一天,你们的儿子也和战友一样,热血洒落在疆场上,你们一定要坚强坚强再坚强啊。“人生自古谁无死”,但人的死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虽然,儿子也希望能够天天守护在你们的身旁,陪着你们数星星赏月色。但是,没有国的强盛哪有家的安宁?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安康,让我们共同努力吧!我为自己是红军中的一员感到骄傲,请你们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自豪。

恭祈

父母万安!

红军儿子敬上

1934年7月22日

解读

1934年夏,日本侵略军加紧准备侵占中国华北地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为宣传和推动民族抗日运动,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三个师和中央一个随军工作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孤军深入敌后,转战闽、浙、皖、赣四省,历时6个月,行程5600多里,进行了30多次战斗,对于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北上途中,大田县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攻下的第一个县城。抗日先遣队在县城驻扎了三天,指挥部设在西门原育智小学。三天时间里,红军大张旗鼓地开展北上抗日宣传活动。与此同时,红军还广泛宣传党的土地革命纲领,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由于大田是北上抗日先遣队攻下的第一个县城,广大红军将士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书信中的红军战士刚刚离开父母参军三个月,思念之情和喜悦之情交织在一起,尽管自己不识字,但丝毫挡不住跟家人汇报和分享喜悦的迫切心情,因此,由部队文书代笔写下了这封给父母的家书。

书信以生活和思想汇报的形式,向父母介绍了自己参军后的生活状况,以及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军和作战情况,字里行间洋溢着积极向上和敢于担当的精神,一名新兵刚刚取得胜利后的激动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另外,在书信的最后,这名红军战士提到了自己战友的牺牲,“二十来岁的小伙,活蹦乱跳的青年,突然间倒下后就起不来了”,那一刻,也许他的内心是有些害怕的。但是,在表达自己的惋惜和不舍后,他以超越自己年龄的口吻,超然地看待生死问题,把生死置之度外,体现了革命战士那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无私奉献精神。

这虽然是一封普通的家书,但对研究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有着很高的价值。书信中提到了一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军和作战情况,包括北上的任务、沿途的宣传工作以及攻占大田后打土豪分田地的盛况,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整个红军队伍工作的缩影,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吴泽明给父亲的信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说明

吴泽明,生卒年不详,从书信可以推断,吴泽明是江西人。写信时,刚刚离家参军两个多月,在红二补充师干部队训练军事三班当兵。此信写于1934年6月24日,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

书信

父亲大人膝下:

我(对)于家中离别有两个多月之去(久)了,不知家中人口安否?我在县操箕窝扎落,写了两封信回家,不知父亲未曾收到。希望你送些(包)裹来西,我时望不断,没有送来。我调在红二补充师干部队训练军事三班。希你接信后快送袍服一只(件),油纸一旱(函),乌线一速(束),白线一速(束),箍的菜盆子一只。乌白的布瑞子多少纸洋,三九深虎口的鞋一双。希你接信后迅速送来操箕窝,(我)在这里训练的日子不久了,袍服家中没有向我大姐借一只(件)。望我同胞不要挂念,现我身体非(常)之强健,不知同胞身体平安(否)?笔不尽言,完了。

此致

敬礼!

吴泽明字

哥哥清流保存

父,才珊

34年6月24号

解读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大军,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连同后方机关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

吴泽明写信的时间为1934年6月24日,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困难的时刻。1934年4月底,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与此同时,4月下旬至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嶂、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5月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至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在苏区范围被不断压缩的情况下,蒋介石断绝苏区物资供应,力拼消耗的战术基本上奏效。苏区发生了严重的供给困难,吴泽明的信就是写于这样一种背景下。

因此,吴泽明的信除了向家人报平安外,主要是让家人送些袍服、油纸、乌线、白线、菜盆子以及鞋子之类的基本物资。从信中还可以看出,吴泽明在写这封信之前曾经写过两封信回家,让家人送些药品,但因为种种因素,并没有收到,信中流露出着急和盼望之情。

这封信对于研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乃至中央苏区后期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采取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从根本上给中央苏区以致命打击。

蒋介石严厉要求各地各部队“要按照一切封锁的办法,严密实施”,为了彻底摧毁苏区和红军,蒋介石在大修碉堡的同时,还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在地域上划分为“全匪区”“半匪区”“邻匪区”等,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的封锁,先后颁布有《匪区封锁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粮食统制办法》等十余种法令,并汇集成《封锁法规汇编》,“通令各部队遵照法规,严厉执行封锁”。

上述办法规定,粮食、食盐、火油、中西药品、布匹、服装、军用品、燃料等,以官督商办为原则,以县、区、联保主任及当地士绅组织公卖委员会,下设公卖处,负责货物的购进、运销事宜。公卖处有运输凭证,凡偷运或“济匪”者,轻者没收货物并罚款,重者判处徒刑甚至死刑。

实际上,红军长征前夕,面积所剩不大、人口所余不多的中央苏区,已出现了粮食、食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的局面。吴泽明的信件是研究这段历史最好的佐证。以往,更多研究是从军事角度去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程度、从军事角度去研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吴泽明的这封信件丰富了这段历史研究的维度和视角。

黄秉星给母亲的家书

(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

【说明】

黄秉星(1914~1957),江西石城人。在江西苏区参加红军,后在红三军团当兵,参加过著名的石城阻击战。据黄秉星的儿子黄外国和黄国传介绍,黄秉星在作战中小腿负伤致残留在家里,以致没能随红军队伍参加长征,成为其人生憾事。休养期间为躲避国民党追捕,黄秉星就躲在自家屋后一处名为麻碑石的山岩里养伤,伤好后回家,就给人家做短工养活家人,至新中国成立之初才娶妻生子。

书信

黄从隆:

[对于]母亲大人,不要叨念,小儿在前方最光(荣)快乐过日。母亲大人望意。

小儿最自强,消灭敌人五次“围剿”。如有田中一事,要派人做好,不有困难。

如有,要你大人写回信来,我在前方三军团十五师十五团第一营第二连(做)转(战)斗员工作,为要。

此致

黄秉新

七月五号

解读

2002年3月,家住河东村村里组的黄外国、黄国传从拆掉的祖屋土墙里发现了一个油纸包。拆开一看,里面是用宣纸写的信,信有些已发霉、发黄,字迹模糊不清,一共4封,落款是黄外国、黄国传的父亲黄秉新。

为慎重起见,兄弟俩先找来家谱一一查实,家谱是这样记载的:秉星字亮大,民国三年甲寅八月十六日生,公元一九五七年丁酉二月廿一日殁……生子二:国外(外国)、国传分出继胞弟秉和……随后,黄氏兄弟又向左邻右舍进一步核实。同时,黄外国、黄国传联想到小时候,父亲常讲自己在红军长征前在广昌与石城交界的贯桥、驿前(苏区时期为石城管辖)打过仗,由于右小腿负伤致残被迫留在家里,没有随红军队伍长征,红军还留了三块银元给他治病的事情。

经过反复核实,黄外国和黄国传确认黄秉新就是自己的父亲黄秉星。发现红军家书后,有民间收藏家向黄外国、黄国传兄弟俩高价收购,均被谢绝,这些信件最终被赠给了江西石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

黄秉星共写过四封信,这里选取的是相对比较清晰的第一封信,写于1934年7月5日。据石城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陈春阳了解,黄秉星的信是1934年7月他在红三军团当红军、参加石城阻击战时写给家里的“红军家信”。

根据相关资料,石城阻击战的发生时间是1934年9月,共持续12天。由于“左”倾领导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在敌军“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面前,红军根据地的范围越缩越小。

1934年4月28日,苏区北部的重要门户广昌县被敌占领。8月30日,与石城毗邻的广昌驿前陷入敌手。至此,在红都瑞金北部就剩下石城这最后一道屏障。石城阻击战,是红一方面军在长征前夕,在中央苏区北线战场进行的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这次战斗从准备到红军主力完全撤离石城,历时40余天,它不仅给了进犯之敌以大量杀伤,而且有效地迟滞了敌军南犯的步伐,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完全集结与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从上述描述来看,黄秉星的信应该是写于石城阻击战之前。信件中用了一些客家话,内容是黄秉星对自己近况的描述,以及让母亲心安的宽慰话,传递的是浓浓的思念之情。

在大战即将来临的生死未卜时,黄秉星还能如此积极乐观,一方面是为了打消母亲的疑虑和担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另外,信中还极为关心田中生产一事,嘱托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因此,这些信件,见证了江西赤色邮政的发展,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作用意义重大,可以说具有重要的史料收藏价值。

一封家书,一份情怀。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只是红军将士,但实际上,之所以能够取得最后胜利,除了红军将士发扬牺牲小我为大我、公而忘身、国而忘家的崇高精神以外,还少不了千千万万个红军将士家庭的支持以及为此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从某种角度说,长征胜利是因为凝聚了全民族的力量。而一封又一封长征将士写给亲人的家书,不忘牵挂父母、叮嘱妻子、教育儿女,充分地体现了他们对家庭的责任与担当,这是一种爱家庭、爱家人的深深情怀。

在战争年代,这种情怀既是人性的本质,更是激励红军将士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在漫长的长征过程中,涌现了无数感人肺腑的事迹,这些有血有肉的红军战士才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一封封家书里面散发出的情怀,让长征显得更加有血有肉。

红军战士给父母的家书

说明

这封书信并没有署名,可能因为书信保存的原因,红军战士的署名被损坏了。但从信封看,这名红军战士应该姓刘,其父亲为刘环生。写信的信纸上有“红军二方面军,第四师政治部用笺”的字样,说明这名刘姓红军战士所在的部队应该是红二方面军第四师。从信封上的地址还可以判断出,刘姓红军战士应该是贵州江口县人,写信地址则是在陕西省富平县装(庄)里镇。

书信

父母亲二位大人鉴:

敬禀者!

自儿出门转瞬间就是三年了,也没给二位大人一幽〈函〉,也不知二大人的身体如何,想二大人的身体是很康健的,儿在外为国家出力,也不能在外常问安,儿想现在为阶级为中华民族谋解(放)。

解读

根据史料记载,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会师后,经过山城堡与胡宗南部的最后一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结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愿望至此得以实现。紧接着爆发的西安事变,为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和解机会。当时占据我国东三省的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大有踏破长城席卷中国之势。面对共同的敌人,由中共提出的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倡议得到普遍响应。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却调集大军,气势汹汹地赶来讨伐作出新抉择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中共在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与调停谈判的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作战。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达富平、三原一带。这支征尘未洗,几个月前才结束长征,一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肠胃里还残留着草根和树皮的队伍,一到达目的地,把枪一架,便开始挖战壕,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但仗却没有打起来,因为团结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共合作的趋势已如黄河的怒涛,不可阻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二方面军与红二十七、二十八军等部,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

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正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进驻庄里镇的时间大概是在1936年12月至1937年初。同时,这名红军战士在信中说,“自儿出门转瞬间就是三年了”,且收信地址是贵州省江口县。根据这个时间进行的推算,刘姓红军战士出门的时间大约是在1934年。翻阅历史可以发现,1934年红二、六军团在寻求会师的过程中,曾转战黔东北,并途经过江口县。从这时算起到1937年,也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所以,刘姓红军战士极有可能是在这时参军离开家门的。信的主要内容是向父母问安,并表达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当然也有一丝隐隐的不能孝敬父母的歉意。结合信的内容、信封的地址以及红二方面军的发展史,这样一种推理可能是更加合理的。这封信应该不是写于红军转战遵义时,而是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写于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

从这封红色家信中,我们看到了红军战士浴血奋战之后向家人报喜不报忧的深明大义,看到了他们对祖国和家庭的责任,看到了他们对革命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正是有了这份信念,才有了无论是湘江战役,还是乌蒙磅礴走泥丸、更喜岷山千里雪的豪迈,才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家书里记载的互报平安、家庭之间的点滴小事,穿插着红军战士丰富的思想情感的变化,实实在在,触手可及。这封家书或许能够说明,长征并未离我们远去,老一辈的长征是艰苦的、漫长的,但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抛家舍业、不畏牺牲的精神是永恒的,这种精神传承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敢于追求真理的优良传统,是华夏儿女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表现,是保证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罗平汉)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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