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与《武训传》的传奇

2017-07-22 23:05:39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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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1838——1896),行七,字蒙正,自号“义学症”,谥号“义学正”。山东堂邑县柳林镇武庄(今山东冠县柳林镇)人。晚清贫民教育家,一生靠乞讨兴办义学。

武训本没有正式的名字,当时的人们只知其叫武七。由于其对贫民教育所做出的贡献,清政府对他予以特别嘉奖,赐名为“训”,意为垂训于世。

“武豆沫”发愿兴学

武训出身贫寒,自幼经历苦难。一岁时,父亲武宗禹去世,年幼的武训便随母亲崔氏四处讨饭,稍大一些就到地主家打长、短工维持生计,期间受尽地主欺凌和剥削。

一次,因为不识字被地主用假账赖去三年工钱,武训与其争辩反被诬为讹诈而遭毒打。武训气得几乎昏厥,回家“搭被蒙头,大睡三日,不食不语”。事后,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他认识到没有文化,能做的不过“出粪、锄草、拉吨子”之类的活计。既受东家虐待,也被人看不起,辛苦一年连养家糊口都难。于是便打定主意兴办义学,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识字,避免像他自己那样受苦受难。

对于家无田产,身无长计的武训来说,兴办义学难于登天。万般无奈武训只有靠乞讨来一点一点地积攒。有时他把讨饭得来的完整一点的食物卖掉来换点小钱,有时把破布断线捻成绳子卖点钱,有时把破絮烂线加工成线蛋卖点钱。武训把头发剃成横向的阴阳头,拿着一个褡裢,一个铜勺,沿街乞讨,并打出兴学的旗帜。

一开始,人们都以为他是骗子,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所到之处,闲汉围来戏弄他,让他做各种难为之事,才给点小钱。武训在地上爬过,让人骑过,吃过蛇蝎,吃过砖瓦甚至秽物。但是武训并没有气馁,反而乐呵呵地继续乞讨,他还自编了调子走村串巷吟唱,许多人都叫他“武豆沫”。

随着他乞讨兴学的名声越来越响,同情及帮助他的人也越来越多。1888年,经过常年的乞讨积累,武训于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购买一亩八分七厘的土地,建砖瓦房20间,兴办起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并置买230亩田地作为学田。

此后几年他又相继创办了临清杨二庄义塾(1890)及临清御史巷义塾(1896)。义塾建成后,他就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

在义塾的屋檐下去世

虽然武训的学校是不收学费的,但是,对于很多穷人来说,稍大一点的孩子可以当做半个劳力,去上学即便不要钱也是一种损失。武训挨家挨户登门劝说,甚至苦苦哀求,希望孩子的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经过他不懈的奔走,开办第一年义塾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

开学第一天时,武训都要先拜老师,然后拜学生。校长和老师以及官员、士绅一起吃饭。大家邀请武训一起上桌,但是武训拒绝了,他甚至连餐厅房门都没进,始终站在门外。空余时间武训就坐在学校的窗外,聆听孩子们的读书声。有一次,一位年轻的老师因为贪睡晚起,误了上课时间,武训便一声不响地跪在老师宿舍的门外,直到老师羞愧地赶紧去教室。

由于常年风餐露宿,长期吃变质发霉的食物,武训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但乞讨得来的钱他又舍不得买药。1896年4月23日,武训于临清御史巷义塾(今临清市武训实验小学)的屋檐下去世,终年59岁。

武训一生劳苦,为兴办义学,终生未娶。为了筹集学校费用,他在逝世之前仍往各地乞讨。武训葬于堂邑崇贤义塾东侧,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全体官绅及3万多当地老百姓,参加了武训的葬礼。

“义乞”赢得身后名

武训的义举在当时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高度的评价。山东巡抚张曜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并捐银200两,曾奏准光绪帝给予“建坊施表”。光绪帝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又敕建“乐善好施”牌坊。武训去世后,清政府将其生平宣付国使馆立传,被尊为“义乞”、“乞圣”。此后历任山东巡抚都无不表彰其事迹,以他为兴学教民的榜样。1903年,临清、馆陶、堂邑三县联合在武训墓前建武训祠,正房三间,供奉武训牌位。

他的生平成为文学素材,社会知名人士,利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题材对于武训的义学精神进行歌颂,广为传扬。戊戌维新期间,梁启超作《武训先生传》,为发展民间普及教育摇旗呐喊。1937年春,天津《大公报》发表《武训先生画传》,曾先后再版六次。鲁西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曾把堂邑县改为武训县,把柳林镇改为武训镇。冀南行署把柳林武训小学扩建为武训师范学校。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在重庆发起爱国知识分子纪念武训诞辰107周年的活动。郭沫若、邓初民、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和群众1000多人参加了纪念会。《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专辑。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不仅倡导“新武训运动”,而且于1946年在上海创办了武训学校。

影片命运瞬间逆转

1948年,武训的命运与一部电影交织在了一起。

这年3月,为了提倡识字运动,普及乡村教育。南京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电影《武训传》,未及拍摄完毕,因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电影拍摄陷入停顿。后版权被昆仑影业公司买下,在经过周恩来的亲自同意后,于1949年重新开拍《武训传》,著名演员赵丹出演武训。

1951年2月21日,《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受到许多中央领导的好评。此后,《武训传》开始在全国上映。社会反响强烈,各级学校都在学习,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一时间形成了“武训热”。

据悉,《人民日报》曾做过不完全统计,仅北京、上海、天津三地在四个月内就出现了40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

但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章错误地认为《武训传》“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

这样一来,该片的命运瞬间发生了逆转,一场由文艺界引发的政治大风暴便由此开始了。5月26日,编导孙瑜在《人民日报》刊文检讨。6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了文章《赵丹与武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赵丹。

当时江青派出调查组到山东访问了大量武训故乡的民众,于7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认为:“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该片在批斗会上被多次当做反面教材,发表批判文章100多篇,郭沫若、田汉、夏衍等文化艺术名人也纷纷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访、检讨,持续时间达半年之久。

随着对《武训传》的批判在全国展开,曾经同意《武训传》的拍摄的周恩来被迫向中央作了检讨,《武训传》从此被禁止放映。

自此武训由贫民兴学的先驱变成了“奴颜婢膝的封建奴才”,在逝世半个多世纪后,武训被打倒。1966年秋,“红卫兵”掘开武训墓,焚尸街头。

“经历曲折终正名”

“文革”结束以后,全国开始了纠正“左倾”错误,平反文艺界冤假错案的工作,但对电影《武训传》的平反却一直未能进行。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文章,被视为《武训传》平反的转折点。

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问题的批复》,算是给武训“平了反”。自此,研究纪念武训的活动重新开展起来,《武训传》也确乎在不同场合进行过放映。在1991年和1995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武训研讨会和各地发表的评论中,肯定了武训的教育救国之路,其朴素的改良主义意愿具有“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武训自幼备尝艰辛,立下兴学宏愿,前后三十余年矢志未移。在他逝世一个世纪之后,“义学奇丐”武训得以“经历曲折终正名”。

现在武训的家乡柳林镇,建有武训纪念馆,每年11月份举办武训义学文化节,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近日,一部拍摄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电影《武训传》重新走进了公众的视野。60年前,这部电影经过短暂的公映后便匆匆地退出了银幕。而今天,当这部“新中国首部禁片”浴火重生之后,再次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片中主人公武训生前身后的奇特遭遇,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言午 李栋)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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