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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的老厂长李承干

2017-07-21 17:01:02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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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第二十一兵工厂李承干是我的挚友,更是我最尊敬的长者。他为人正直、清廉,一生中除了一心一意办好事业,别无他求。他曾留学日本,想通过办工业实现救国的愿望。回国后巧遇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陈仪,于是便投身于兵工事业。我在英国留学时就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闻,我想,能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一定可以大显身手。回国后,我在上海一家外国公司工作,尽管待遇很不错,但总觉得老是跟着外国人的后面转不是滋味。我写信给李厂长,表示愿到他手下工作,他很快回了信,但没有谈是否让我工作,只说让我过去看看。我到二十一兵工厂里参观了三个月后,他仍不谈工作,叫我写观后感给他。在他看了我的观后感后,他找到我,再三强调兵工厂的待遇不高,工作艰苦。直到听到我明确表示“我不是为待遇来的,再苦我也不怕”,才同意我进厂工作。

李厂长到金陵兵工厂几十年,从工务科长、工务处长到厂长。他一心治厂,费尽心机,苦心经营,把一个腐败透顶的厂整顿成模范厂。在兵工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由于李承干为人耿直,时常遭到一些人的排挤,只是因为有陈仪及俞大维(也曾担任过兵工署署长,抗战期间兼任兵器教官,国民政府陆军中将)的大力支持,他才得以稳住阵脚并做出成绩。那时,每逢外界有不虞之事,陈、俞二人即多方维护。例如,二十一厂的厂风素以公正廉明而闻名,蒋介石对李承干也存几分敬意,曾对他多次嘉奖并要见见李承干,可李承干坚决不去。这给当时的兵工署署长出了个难题。俞大维只好编造一些理由搪塞过去。事后俞大维责怪李承干说:“真对你这个怪人没办法。”从此李承干又多了一个“怪人”的绰号。

抗战爆发后,设在东南地区各兵工厂西迁后方。到了1940年,国民党当局为了强化统治,宣布撤退到重庆的兵工厂都奉命成立国民党党部,并规定全体职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即行免职。李承干身为一厂之长,岂可不加入国民党?然而,他公开说自己宁可厂长不当,也不加入国民党。为此他还三上辞呈要求免去自己的厂长职务。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张继,是李承干中学时的老师。李对张非常尊敬,时常以学生的身份拜见老师和师母,当局了解此中关系,就叫张继出面挽留,并规劝李承干勉从蒋令。人们原以为李承干不会不给老师这点面子,岂料他仍毫不动摇,再次表示宁可丢掉乌纱帽,也不参加国民党。不得已,当局又在原规定之外,做了技术人员可以自由入党的补充规定。

1945年,我被调到二十一厂总厂任主任秘书,这是我不曾预料到的事,那年我37岁,是二十一厂的小字辈。兵工厂只有一个厂长,主任秘书是厂长的第一助手,厂长直接管的事要帮助处理,厂长不直接管的事也要负责办理。因此,只有吃透厂长“治厂之道”方能循其道而助之。我抱着谨慎从事,去当小学生,向李厂长学“治厂之道”,向同仁学技术,学为人处世,甘为每个职工服务的态度走上岗位。

我调回总厂时,李承干厂长的健康状况已不太好。抗战虽已胜利,但国民党一心要消灭共产党,终于挑起内战。李承干的独特作风,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嫉恨,阴谋取而代之者大有人在。但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和后来继任兵工署署长的杨继曾都对李承干非常尊敬,支持他的所作所为。尽管如此,李厂长久病之身已到难以支撑的程度,曾多次提出辞职。

李厂长老病之时,不得不考虑二十一兵工厂的前途问题。以他的个性,绝不可能一走了之,总要将工厂交给他认为可信的人。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谈及这一心事。他说:“原来和我一同办厂的同仁都老了,干不了几年了,想把这厂交给一个年纪较轻的人,可是谈何容易啊!首先兵工署这一关难过,他们不了解的人不会批准。况且也确实有不少人想进来,是想进来捞钱,我不能交给这种人。交给你,你说不愿当打共产党的兵工厂厂长,这我理解,但这个厂总应该有人接着办下去,我已是带病工作多年了,你就为咱厂不致败在我的手里做些牺牲吧!”当时需要派大批人员去收复区办理接收工作,李厂长派出一些老同仁参与接收,同时提出让我接任厂长。他说:“杨署长了解你,他是同意你来接二十一厂的。”

经过老厂长动情的谈话之后,我才决定接受厂长职务。在我答应接任之时,就下决心要以十万分的努力,使这个厂不能败坏在我的手里。李厂长走了,表面上他似乎很放心,其实也未必如愿,终究我还太嫩了。在金陵厂前后工作了不过八年,年龄37岁,工作经验不足。在时局变化多端之际,去主持一个万人大厂不能不使人忧虑。老厂长离职前,想得很周到,把全厂各科、处级的负责人都安排妥当,我接任厂长后,一个人也不曾调动过,直到解放时把工厂完整地交给人民政府。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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