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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振同黄中岳参与领导宁都起义的功绩

2017-07-21 14:12:48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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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4日,进攻江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领导下,响应中共“抗日救国”的号召,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参加红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对于壮大人民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宁都起义,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19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26路军,不是在1931年12月举行了宁都起义,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1938年在延安和部分宁都起义的同志合影,他又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著名的宁都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占有光荣的一页,赵博生、董振堂的英名永垂青史,而由于历史原因,季振同、黄中岳的名字却鲜为人知,他们都是宁都起义的领导者,同样功不可没。在纪念宁都起义75周年之际,笔者特根据《毛泽东选集》、《红色中华》、《青年实话》和刘伯坚(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李青云(中共26路军士兵支部书记)等同志当年留下的历史文献,以及肖劲光、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袁血卒、刘向三、徐国珍、蒋耀德、高志中、王福堂、潘望峰、方正等老同志的回忆录、纪念文章,综合整理成本文,着重介绍季振同、黄中岳协同赵博生、董振堂领导宁都起义的功绩。

1931年12月22日,中央苏区共青团机关报《青年实话》第六期登载了参谋鲍德心写的新闻《宁都暴动纪实》,报导了1931年12月14日,季振同、黄中岳(以下简称季、黄)与赵博生、董振堂(以下简称赵、董)等一道指挥“宁都暴动”行动获得成功的消息。其主内容是:

暴动于14日下午六时开始发动。由博生、振同、74旅1团3营营长严图阁三同志指挥,在总部指挥解决反动军官。士兵勇敢攀登总部楼上,将反动旅长王恩布、张方昭,团长杨守道、王天顺、曹明道等共六名,一鼓擒拿捆绑起来。

74旅1团1营营长鲁寿椿率部队包围代总指挥李松之师部,师部已有戒备,用机关枪向暴动队扫射,阵亡刘伟州、刘文魁两同志,伤数人。但是士兵同志们非但不丝毫气绥,并且更加勇敢,把李松的卫队百余人完全缴械,攻下了师部,可惜李松已不知下落,没有捉到。

振堂、74旅1团2营营长孙士荣、74旅副旅长兼代2团团长曹金声等任策应及警戒,捉拿地方官吏、豪绅。一转眼间,白色的宁都城,成了革命的城市

1931年12月14日,季赵董黄指挥宁都暴动获得成功。一夜工夫,少数的反动分子,杀的杀了,跑的跑了,并且活捉了宁都县长温肇祥以及许多的豪绅。暴动成功,两万士兵莫不喜气洋洋,打起红旗,迎接红军入城,26路军的士兵个个自愿加入红军,为自己的阶级,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

暴动士兵决心做好红军战士。特务连士兵马德林写了《做个好战士》表示决心说:“我们现在暴动胜利,当红军了!……我要坚决的为革命奋斗到底!我希望明白更多的革命道理,做一个忠实而坚决的共产主义者。”在党的领导下,季黄与赵董一起策动宁都起义,是在反对内战、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季振同、黄中岳是爱国军人

季振同,原为冯玉祥部14师师长,被蒋介石改编为26路军任25师74旅旅长。河北沧州人,家庭虽是个破落的大地主,但像他这样一个富家子弟,愿意出来当兵,而且过得惯西北军特有的严格艰苦的军事生活,是不容易的。西北军到西安不久,他升任手枪旅旅长。14师是以手枪旅和炮兵旅的一部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手枪旅是冯玉祥的卫队旅,士兵经过挑选且训练严格掌握有特种技能,这个部队的战斗力比较强。季的性格豪爽开朗,非常活跃,喜欢打球,交际面广,接触人多,花钱大手大脚,待人热情诚恳,能推心置腹,愿意与人接近。

黄中岳,河南信阳罗山人,商人出身,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任25师74旅(季旅)1团团长。他性格豪爽,说话痛快,但不多言,平时喜读《水浒》,好讲梁山故事。他和季振同两人都喜好运动,爱打篮球,踢足球。在南苑学兵团时,季当球队队长,他是主力队员,两人还是结盟弟兄,关系一向十分密切。季黄与蒋介石、孙连仲、高树勋、李松等人之间都存在矛盾。季黄不满蒋介石改编冯部,削弱、分散西北军的力量,又把他们驱赶到江西“剿赤”打内战,歧视他们是杂牌军,克扣他们的军饷,特别是对不让他们回北方打日本有意见;不满孙连仲、高树勋、李松他们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压一派,对孙连仲提拔75旅旅长李松为25师师长并委以代总指挥的重任,而自己倍受轻视有牢骚;特别是部队久驻宁都进退维谷,面临饥饿、寒冷、疾病、死亡的威胁,士气低落而迷茫彷徨,急切企望寻找出路、摆脱困境。

党通过赵博生、董振堂的关系,团结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站到革命方面来,共同策动起义

时任26路军总参谋长的赵博生,在宁都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董振堂、季振同既是同乡,而且私交甚好。赵通过董一起出面做工作,引导团结争取季黄,共同秘密策划暴动,决心投奔红军。当年董振堂写的《宁暴经过》有着十分清楚的记述:“我们十一月联名(除孙连仲、李松外)打通电(要求)去打日本,……这个电报领头的就是季振同。……我同博生同志与季说:我们北去,蒋介石的军队挡着,过不去长江。我们与红军联合联合,怎么样呢?季说可以。我们就给伯坚同志写了一封信,派郭如岳同志送的。回信来说:一、你们要共推革命领袖;二、派代表来商。接到这封信后,12月12日午前十时,我们三人到宁都城南山上开了一个会。一、共推革命领袖。我说:季。博生同志说:季。季说:博生。就共推季为革命领袖。二、派代表两人。我的代表袁汉诚(汉澄),季的代表是卢寿椿。回来后,当甚满意,中革军委说愈快愈好。”

高志中是董振堂当年的警卫员,他回忆说:“在宁都暴动的过程中,董振堂配合党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赵博生把决定举行暴动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当即表示:‘我听参谋长的!’当时,赵博生不仅是党员,而且是宁都暴动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董振堂根据赵博生的指示,积极活动起来。”他“积极协助党做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的工作。季振同是74旅旅长,黄中岳则是季手下的一个团长,两人关系密切。季、黄所在的74旅原是冯玉祥的手枪旅,装备最好,军力最强,又担负着宁都的城防任务,能不能把74旅争取过来,乃是全军起义成败的一个关键”。为了争取季、黄联合行动,董振堂从南昌养病回到宁都后,便把73旅从城东北角转到城西,与74旅旅部仅有一户之隔。党组织决定暴动后,他与季、黄来往更加频繁。后来为了避嫌,他与季采取互借小说的办法,传递纸条,沟通消息,交流思想,还以打猎为名,到野外磋商。经过他和赵博生的工作,季、黄等人终于接受了我党的正确主张。随着季、黄等人的转变,部队的喝酒、打牌风大为收敛,逐渐重新振作起来。”

季、黄公开打出反对内战、北上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准备暴动

1931年12月7日《刘伯坚致季振同、赵博生、山宇、董振堂的复信》中提到,季赵董黄致信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像声声血泪一样沉痛地说:“现在我国民族将被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压迫得毫无生路,认清了只有共产革命是中国惟一的出路,弟等同是穷人出身,同在重层压迫之下……”“只有同来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作一拼命的死战,才能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统一。”

徐国珍老同志当年是74旅的士兵,他回忆说:“深秋的一天,我们全旅突然被集合在一个操场上。那天,天空清朗,万里无云,我们静静地坐在操场上,听旅长季振同给我们训话,他年纪很轻,长得十分精悍。他那天的讲话,士兵们越听越爱听,有着从来也没有过的亲切:

‘士兵弟兄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到了东三省,东北的父老兄弟正在水火中煎熬。谁无父母兄弟?我们堂堂七尺男儿,手持钢枪却不能为国效劳,为民尽责,上对不起祖宗,下有负于国民。’操场上鸦雀无声,许多人眼噙着泪水。

‘再看看弟兄们现在过的这种日子,我等困守宁都业已将近5个月,进有红军阻挡,退为蒋总军令不容。弟兄们冬无棉装、食不饱腹,城外四野埋遍了弟兄们的尸骨,我们背井离乡为什么?弟兄们的军饷哪里去了?都装到南京那些老爷们腰包里了,都让他们盖了洋房子,娶了姨太太!弟兄们的血快要让他们喝光了!……’

季振同的话富有煽动性,深深感染了全体战士。他讲了个巴钟头,参谋长又说了几句,大意是说,我们这个旅好比一只大船,旅长就是舵手,舵往哪里摆,大家就往哪里走,要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拧成一股绳,不要互相拆台。……

季振同的这一举动,对大家震动很大,对其他旅也产生了影响。从这以后,士兵之间串联比过去增加了,关系也密切了,大家在一起有时也议论红军,议论看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当年任74旅1团团副的苏进老同志回忆说:“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和黄中岳四人,多次秘密地在一起研究,周密考虑举事的具体方案。他们认为,为了保密,为了动员更多的部队参加进来,在公开场合,暂不以当红军为号召,而是强调要求抗日,绕道打回北方去。”

“14日下午2点,季振同突然通知我们到他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黄中岳、我和1团的三个营长、新到职的副旅长临时兼代2团长曹金声、中校团副吴子罕和他们的三个营长。……季振同一反平常喜欢说说笑笑的习惯,神情十分严肃。宣布开会以后,他激动地说:‘各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窥视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正规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去,蒋介石却热心于打内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坚决要求北上抗日,蒋介石不准许,我们就绕道广东,然后再打回北方去’。……他讲得很干脆,很有煽动性,到会的人……有的说:‘行!没有别的出路,就照旅长讲的办吧!’”

“接着,他就下达具体任务:第2团负责守城,部队由吴团副指挥。下午4点以前,派部分部队把1团在各城门的岗哨统统换下来;1团通往各城门的电话网不要撤收,暂交2团使用;6点稍前,切断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出。第1团的部队由苏团副指挥,6点之前集合在县衙门的院子里待命;下午4点,由3营派出部分部队去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警戒。最后,……斩钉截铁地说:‘各部必须按时交接完毕,不得有误。……’在这次会上,季振同没有明确宣布要去当红军,是恐怕有人缺乏思想准备,当场提出异议,节外生枝,影响起义计划的执行。”这在当时的环境,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策略,但以后也成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指控季黄“借道苏区,相机回北方”企图投奔冯玉祥的一个“罪名”。

季黄率领74旅参加宁都起义,在客观上对促成26路军全军起义产生了极大的鼓动作用。

74旅当时驻守宁都县城,部队都在城内掌握了要害部位,基本控制了县城,在起义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赵博生从中工作,董振堂的73旅和季振同的74旅这两艘航船,已经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并排搏击风浪,准备一起驶向新的航程。

由于26路军地下党组织工作严密,正确执行了党的统战和兵运工作的策略,从思想上到组织上为起义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取得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导,在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的关怀下,直接得到了红军的援助和策应,使26路军举行宁都起义获得了成功。全军一万七千多人带着两万多件武器参加到红军中来,从此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当时任命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总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

当年代表中共26路军特别支部委员会前往苏区瑞金中央联系暴动事宜的袁血卒(原名袁汉澄,中共26路军特别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老同志回忆说:“毛主席指示争取全军起义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做好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中革军委的领导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归纳中革军委讨论意见也要求:‘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特支刘振亚(中共26路军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兼官长支部书记)‘表示一定争取实现全军暴动,但必须谨防不意事变的发生。’”

红五军团首任政委肖劲光回忆说:“26路军的起义,与伯坚的影响和具体工作是分不开的。季振同就曾对我说过:‘我参加红军,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26路军老一点的官兵,很多都认识刘伯坚。……暴动以前,他积极做26路军上层军官的工作,参予了起义的策动,并亲自把起义部队迎接过来。”

“赵博生同志是起义的核心组织者。……为了争取季振同起义,他从中做了很多工作。”

“由于季振同率74旅参加宁都起义,使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得以顺利实现,季振同是有很大功绩的。鉴于季振同对整个起义部队的影响,我党任命他为红五军团总指挥。”

当年参加宁都起义的原26路军25师中校参谋孙毅老同志回忆说:“在十年土地革命过程中,我党曾经领导了多次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大冶起义、百色起义,但是比较起来,宁都起义是代价最小、意义最大的一次起义。当然,宁都起义的成功,有许多客观的有利条件。……但是,我个人觉得,赵博生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评价的。没有共产党员赵博生处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蒋介石那个一网打尽26路军内共产党的密电和手令就可能使26路军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起义就不可思议;没有赵博生在这支军队中享有威望以及他在上层军官中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起义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规模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

1931年12月14日,有季董赵黄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代表红五军团全体官兵向全国通电宣告:26路军成功举行了宁都暴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正式成立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

起义后季黄部接受了红军的整编,并参加了对蒋介石军队的作战,战绩是辉煌的

起义后部队开往瑞金九堡进行整编。党对起义军按照“古田会议”精神从政治、组织、思想上进行了改造,每个连队都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政治学习;从红军中派进了一批政工干部,还从起义者中间选拔了一批年青军官,对那些思想不纯或不愿在红军中干的军官都发给路费,放其回家。由于我党对红军一系列政治工作原则的贯彻落实,起义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得到迅速提高,逐步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当时党派刘伯坚、肖劲光、左权等为代表,到九堡具体组织和指导整编工作。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在庆祝整编胜利大会上讲了话。他指出,部队起义意味着同志们走上革命道路的新起点,现在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是一家人了,大家要加强团结,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起义部队的同志与老西北军的刘主任重逢在一起感到特别亲切,听他讲话鼓舞极大,都说:“刘主任的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

经过整编,部队提高了觉悟,1932年1月10日,发表《中央苏区红五军团全体战士答复反革命军阀孙连仲、高树勋并告全国工农兵》的文告,郑重声明表明坚定立场:“去年12月季、赵、董、黄诸同志引导宁都暴动,把我们从噩梦中惊醒了,把我们从军阀高压之下解放出来。”“季、董、赵、黄诸同志引导我们来当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我们有眼看见,有耳听见,有脑子可以明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力量,红军中官兵一律平等,与军阀军队替某一个人打仗,还受着很厉害的压迫完全不同。”由26路军改编的红五军团和红一、三军团协同作战,为夺取革命战争,特别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红五军团的指战员们在革命战争中能吃大苦耐大劳,作战英勇顽强,能攻善守。1933年春,红五军团协同一、三军团战斗,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第四次“围剿”。赵博生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黄狮渡战役中消灭敌人一个旅后,为了掩护红十三师师部转移,亲自带领军团机枪连和特务连阻击敌人,光荣牺牲。红五军团战士作战,擅长用马刀拼杀,雪亮的马刀杀得敌人胆战心惊,丢盔弃甲。在打赣州、龙岩、漳州等战役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战绩。特别是水口战役,在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战士们打得非常顽强,虽然陈济棠的广东军也能打,但与挥舞马刀的红五军团进行肉搏战,却被杀得尸横遍野,溃不成军。这一仗,红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协同作战,消灭敌军一万多人,把广东军阀的威风彻底打下去了,陈济棠以后再也不敢轻易进犯苏区。

在长征路上,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以自我牺牲精神,掩护了其他军团北上。董振堂率领这支部队,于1936年长征到甘肃氓县后,被张国焘欺骗,从清远渡河西进,历经千辛万苦,1937年1月,在甘肃河西走廊高台县,消灭敌人一千多人后,被八倍于我的马步芳骑兵所包围。三千多名红军战士,在董振堂带领下和敌人激战七天七夜,敌人每次攀上城头,都被红军反击下去,弹药打光了,就用刀砍,刀卷刃了就拳打牙咬,许多伤病员抱住冲上城头的敌人一起跳下城楼,和敌人同归于尽。最后,除极个别突围外,全部壮烈牺牲,董振堂也以身徇职。残忍的敌人割下他的头用铁丝穿起来挂在城门示众,惨不忍睹,马匪还拍了照片送到南京邀功请赏。红五军团的官兵在革命战争中顽强作战,充分表现了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他们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英雄业绩,在人民军队的史册上有着光荣的篇章。

季、黄在苏区被害,是王明路线“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牺牲品

查阅《红色中华》(1932年9月6日第9—10版)《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第五号》和《国家保卫局控诉书》关于对季、黄动摇、叛变的指控,有以下几点:1932年3月间主持召开九堡图变会议;亲自或派人与冯、蒋代表接洽叛变事宜;在汀州、汕头、漳州、厦门等地设立联络机关;勾结粤、闽陈济棠、张贞计划叛变;利用劳动社会党作图变工具,用消极怠工和图谋叛变对抗对旧军队的改造;化名联络、窃取空白路条,以便图谋叛变活动。依据上述“反革命事实”,认定季、黄是主谋,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其死刑,并报请苏维埃法庭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后执行。

在《红色中华》同一版还登有毛泽东主席署名的《苏维埃法庭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决议案》,决定将季黄由死刑改判为监禁十年。其决议案批文说:“根据季黄等的反革命事实,应处以死刑,但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承认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的领导者之一,应减刑免死。”可见,当时毛泽东就不同意杀季黄。因为毛泽东一贯主张参加革命自愿,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假如季黄真的要回北方冯玉祥部下,在当时看来对红军固然是一件坏事,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冯玉祥于1933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这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

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时,季黄在瑞金仍遭杀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为季黄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肖劲光在纪念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诞生五十周年《发扬宁都起义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文中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告诉我,……宁都起义参加革命是他们自愿来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如果他们愿意回去,我们表示欢送。只能通过教育争取的办法,不能用割韭菜头的办法。”徐国珍回忆说:“总指挥季振同和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早在1932年,在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所谓‘肃反’运动中,抓住他们一些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轻率地错杀了。”姬鹏飞、黄镇、王幼平、李达、孙毅、苏进等于1981年写的《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的文章中提到:“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季振同同志和黄中岳同志都遭到诬陷,蒙受不白之冤而牺牲了。”

1979年,笔者在上海访问当年的目击者方正老同志(系参加宁都起义的老同志,原为26路军25师73旅1团1营3连战士,起义后编在14军41师,水口战役后调军委保卫局工作,解放后在上海铁路局搞保卫工作,退休后担任上海卢湾区顾问),他回忆说:“关于季黄问题,当时说季黄要拉队伍回冯玉祥那里,那时正在打漳州,军委保卫局派了人化装到漳州,把季黄软禁以后抓起来的,到长征前个把月把季黄杀了,这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以后听毛主席说,季黄不该杀。”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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