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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出版的前前后后

2017-07-20 14:02:13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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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普遍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适应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上的需要,适应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提高觉悟的需要,中共中央陆续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

不谋而合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就编辑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部党的文献集。这两部文献集,收录了1922年至1941年党的文献755篇,其中,收录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和为中央起草的文献。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后,各解放区先后编印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但这些版本都没有经过毛泽东本人审查,篇目有所遗漏,体例不相统一,文字也有错讹。

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中央开始编辑由毛泽东审阅过的《毛泽东选集》,并计划于1949年上半年出版,供全党统一学习之用。当时,苏联准备将1948年5月东北书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行。

1949年6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告诉他经毛泽东校订的《毛泽东选集》将于当年6月底正式出版,希望苏联不要翻译出版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集》。但是,由于解放战争事务繁忙,毛泽东没有时间审定已经发稿的《毛泽东选集》清样,故而未能按时出版。

在1949年底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为了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经验,应该把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写的著作和文件编辑出版。毛泽东表示自己正有此意,并提出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水平高的同志帮助完成这项工作。斯大林立即答应派苏联著名的哲学家、理论家尤金来华,帮助整理编辑毛泽东著作。

1950年春毛泽东访苏归国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主要成员有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斯大林派来的顾问尤金、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等。随后,委员会立即开展《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拟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著作,编为四卷,经毛泽东本人审定后,陆续出版。最先定稿的是毛泽东的著名哲学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

《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讲授哲学课的提纲《唯物辩证论》的其中两部分。在准备和酝酿写作《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期间,毛泽东阅读了苏联哲学家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还阅读了在当时的延安能够找到的其他一些中外哲学著作,并对所阅读的哲学著作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共3章16节。第一章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是“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第三章原计划写3节,分述辩证法的3个根本法则:即矛盾统一法则、质量互变法则、否定之否定法则。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写了第一节,后面两节没有写。

新中国成立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编辑委员会将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实践论”单独成篇,篇名仍为“实践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将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单独成篇,以《矛盾论》为篇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7月第二次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矛盾论》改回第一卷,排在《实践论》之后。《实践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只在一些数字、举例、解说上,做些文字上的修改。《矛盾论》则对讲授提纲有较大的改动,其中“论形式逻辑”这一部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删去了。

《实践论》和《矛盾论》编成后,经过尤金的理论把关和指导,苏联驻华使馆翻译费德林将其译成俄文后寄送斯大林。斯大林读后予以极高评价,并亲自批示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此后,《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基本上都是边整理边翻译,整理好的篇目由费德林译成俄文,尤金不仅指导中文的整理编辑,还审阅译成俄文的篇目,在理论上把关。译成俄文后,寄送苏联,由苏联有选择地在苏共中央有关刊物上发表。

毛泽东反复慎重选择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事务繁忙,毛泽东一直没有完整地进行审定工作,只在选稿和确定篇目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抗美援朝三次战役结束后,朝鲜战局基本稳定下来,毛泽东这才腾出时间,带着几位秘书,到石家庄郊外一栋临时装上暖气的房子里,静下心来,审定已经排印好的100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清样稿。毛泽东的修改大多是文字性的,但对个别文章也作了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并为某些文章写了题解和注释。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反复斟酌,慎重选择,细心修改,认真校阅,入选的文章,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更加周密完善了。

从1951年7月开始,经毛泽东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若干篇文章,提前在《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1951年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1952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

《毛泽东选集》前三卷出版后,毛泽东非常重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在几个同志编好后,毛泽东对所有入选文章都要通读定稿。由于国事繁忙,第四卷延迟到1960年出版。

毛选一至四卷出齐后,根据毛泽东提出要修改注释的意见,从1962年8月起,开始对注释进行全面校订。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选集》又经过了多次修订。

“毛选四卷”出齐以后,不少人建议毛泽东接着出第五卷。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著作,已经经过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而之后的著作还不像之前的著作那样经过检验,所以,他不愿意仓促出版之后的著作。其间,毛泽东曾建议编纂《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谦虚地推辞了。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和喜事。第一卷出版时,各行各业纷纷团体定购,作为单位学习和奖励馈赠之用。党内外干部群众也怀着喜悦和崇敬的心情,纷纷排队购买,作为家庭珍藏和个人学习之用。与此同时,广大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很快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纷纷举办报告会、座谈会、演讲会, 撰写学习体会,畅谈学习心得。

唯一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选集

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轶事。

1951年11月1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全体代表,毛泽东与大家共进晚餐。在会议闭幕前夕,27岁的“毛泽东号”机车第三任司机长、全国劳动模范、列席代表郭树德,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晚宴之前,郭树德找不到自己的座位,于是被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引到了一号桌。郭树德坐下后,蓦然看到桌子上摆着“毛泽东”的席卡。他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但席卡的位置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与毛泽东同桌,就坐在毛泽东对面。顿时,激动的泪水充溢在郭树德的眼眶中。

不久,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走进宴会厅。在随即的宴会中,坐在毛泽东对面的郭树德几乎没有动过筷子,他的眼神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

郭树德口袋里装着一册新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想请毛泽东签个名,可不知如何开口,只是怔怔地激动地看着毛主席。坐在对面的毛泽东可能是认出了曾经接见过的郭树德,他放下筷子,主动朝这位火车司机的方向走来。郭树德赶紧站起身来,拿出崭新的《毛泽东选集》,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递给毛泽东,说:“主席,我想请您签个字。”毛泽东微笑着从秘书手中拿过钢笔,欣然在扉页签上了“毛泽东”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郭树德手捧这本有着毛泽东签名的书,激动万分。

这是唯一一本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也是郭树德所在的“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传家宝。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这本《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文物永久收藏。

这一件领袖签名的轶事,反映了人民领袖平易近人的亲民风范,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毛泽东选集》的重视和珍爱。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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