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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袁也烈将军二三事

2017-07-18 15:46:07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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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老首长袁也烈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从1950年在华东海军以及后来到军委海军司令部工作,一直是在他的领导下。随着和他的接触增多,我对这位老首长的了解也日渐增多。在战场上,他是一员猛将;新中国成立后,他经历了从陆军到海军、从抓军事到抓政治工作、再由军人成为国家水产部副部长的传奇人生。他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他对党忠心耿耿的优秀品质始终影响着我的一言一行,他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给石友三当“先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军阀石友三经我地下党的多方争取教育,表示赞成我党主张和抗战政策。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指导方针下,我党同他建立了统一战线的关系。派了不少干部并动员了不少青年,在他部队中工作。1937年9月,袁也烈同志由北平市委通过东北特支介绍到石友三部任学兵队队副兼游击战术教员。

1938年3月,石友三奉蒋介石之命将他的一八一师扩编为六十九军。中共北方局遂决定建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袁也烈同志担任六十九军工委书记,公开的身份是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兼政治教育科长。与此同时,石友三还派特使教导队大队长张克威(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前往延安,向我党中央“要干部”。组织上挑选了13名干部(抗大第二三期毕业生中10余名,陕北公学二三名)一起到石友三部队中。这其中有后来成为袁也烈夫人的罗加同志。对此石友三大喜过望,有很长时间拿此事作为在部队官兵面前炫耀的资本。当周恩来同志派来中央长江局张友渔同志和袁也烈同志一起做石友三部队的工作时,石友三恭敬地称张、袁二人为“先生”,并委任张友渔同志为军政治部部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石友三部队统战工作的关心和重视,使袁也烈同志感到责任重大。他在接待来到石部13名同志时,高兴而诚恳地说:“中央派你们来,充分显示党对这里工作的重视,让我们一道为做好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共同奋斗。我们党员都要遵照中央指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时时处处注意维护党和八路军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和群众交朋友,扩大党的影响。”

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袁也烈和张友渔等同志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团结全体党员干部和骨干,在中共北方局和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支持下,成功地开展了对石友三部队的统战工作,坚定了石友三部的大多数官兵的抗日决心。在工作中,袁也烈同志提出:石部里东北人居多,大都有抗日要求,希望打回东北老家去,但成分复杂,流氓、土匪、汉奸甚至日本特务也夹杂其间。因此,袁也烈强调要以抗日大局为重,也要时刻提高警惕,防止坏人挑拨离间,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更要发挥模范作用。

袁也烈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主动协助部队驻地的我党地方工作。石友三部驻扎冀南时,袁也烈看到这里有党的工作基础,群众抗日情绪高昂,便建议冀南的特委用石部番号组织一支抗日游击大队。经过袁也烈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活跃在冀南的抗日武装力量诞生了。

石友三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恼火,胡说什么“有人吃我的饭,领我的薪水,替八路军扩充实力”,并派人去“传袁也烈”。袁也烈同志坦然去见石友三。石友三见到袁也烈不再称“先生”,大发雷霆道:“我听说你给八路军拉队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讲清楚!”袁也烈同志淡淡地回答说:“我可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这次建立的游击大队全称是一八一师抗日游击大队,是为咱们老一八一师壮大抗日声势,是为挽救中华民族作贡献,也是为你石军长扬名。现在教导总队的季铁中(解放后任石油化工部副部长)等十几个人还都在那里工作。你如果听信谗言,那就把这个一八一师抗日游击大队撤销算了,我也请求辞职回去。”石友三听了这话,马上转怒为喜,一个劲地道歉说:“先生,误会!误会!请多包涵!”

武汉失守以后,一向以“识时务”自居的石友三对我党的态度也开始变化。他一方面准备投靠重庆,一方面同日军暗通款曲,对我党在石部工作的同志,则极力排挤,百般刁难。但此时他也心事重重,还企图稳住我方人员,于是照旧假惺惺地请张友渔、袁也烈两位先生给他讲解唯物辩证法。张、袁二位同志对他做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工作,希望他看清形势留在山东继续抗战,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同时把石友三的变化及时向上级领导通报,并拟定撤出人员名单,在现有军工委之外,再建立一个秘密的二重军工委。鉴于此种情况,中共北方局做出决定:在石部工作的党员干部,一律撤出,党所影响的群众则能撤多少就撤多少。由于袁也烈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周密部署,两三天之内我方共撤出200多人,奉命奔赴抗大一分校或北方局党校。其他分散在石部各师、团、营的党员干部在得到消息后自行撤出,投入新的战斗。袁也烈同志接到八路军总部命令,随同徐向前等同志开赴山东。

俘获侵华日军头目畑俊六的女婿1944年1月,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为了斗争的需要,报请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将原冀鲁边、清河两军区合并为下辖42个县的战略区——渤海军区,具体的人事部署是:杨国夫任司令员,景晓村兼军区政委,龙书金任副司令员,刘其人任副政委,袁也烈任参谋长,周贯五任政治部主任。渤海军区下辖6个军分区,另有四四编制(16个连)的直属团、7个连的特务营。

渤海军区刚刚成立的当月7日上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由济南东飞的一架日军972型飞机出了事故,被我军迫降于潍县北的海边,飞行员也被我当地武装民兵擒获,由我清东军分区初步审讯后送往上级军区。经审问,被俘的日本飞行员说自己叫山田井马,并供述自己是日空军第一飞行师团第一〇八联队的中尉飞行员。最初,他只说自己是日军某师团长的儿子,后我方审问人员强大的心理攻势,最终承认自己是日军侵华头目畑俊六的女婿。袁也烈参谋长得知此情况后连呼“奇货可居、大有价值”,并让审问人员妥善安置俘虏,等待敌人的反应。果不出袁也烈所料,由于“走失了上司的爱婿”,日军急得团团转。大约在1月10日,日军3架飞机在广北地区上空盘旋,并投掷传单,其内容是请求我军“不要杀害俘虏,将有重大酬谢”等词句。得到我方故意放出的飞行员没死的消息后,利津的敌伪随即派出专人前来“谈判”,宣称只要放人,愿向我方提供“机枪10余挺,子弹10万发”。接到敌人的开价后,袁也烈立即与杨国夫司令员商议。针对日军的心态,袁也烈提出:我方拒绝日军的枪支弹药,条件是敌人释放以前在对敌作战中不幸身陷敌营、被关押在张店日军监狱的我方30余名干部。杨国夫表示同意,并说:“倘若如此,求之不得,但须斗智对换。”日军急于赎出长官的爱婿,又见可以节约大批枪支弹药,对我方的条件满口答应,并立即按照我方提出的名单“分批放人”。在渤海军区领导特别是袁也烈同志的精心策划下,我方以一名日军战俘成功换回了30余名团、营、连干部骨干,进一步强化了我渤海军区的战斗力。

当年春夏之交,渤海军区领导制定了解放利津城的作战方案,袁也烈同志运筹帷幄,从容组织,协助领导指挥了从8月8日到8月17日胜利夺取利津城的战斗。当时利津城驻有伪华北皇协军第八集团军第二十七团,连同当地伪军近3000余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此外,敌人将城墙加高加厚,外围还设了七八处据点,可谓易守难攻。袁也烈同志和军区首长指挥部队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肃清了外围之敌,并于16日到17日两天的时间不仅击退了来援之敌,且顺利攻克了利津,全歼守敌,俘获伪团长苏骥南、副团长庞洪兴。战利品也颇为丰富,且远远多于日军为交换战俘所提出的价钱——机枪50多挺,长短枪千余支,子弹10万余发。这是渤海军区展开局部反攻解放的第一座县城,极大鼓舞了全区党政军民的士气。

俘虏第一名中将级国民党军官

抗日战争结束后,美蒋借和谈名义着手抢夺胜利果实。1946年初,袁也烈同志指挥部队北移至山东德州附近,准备解除当地伪军武装。这时,由中共、国民党、美国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十五执行小组到达渤海军区司令部驻地德州城东南的土桥镇。袁也烈同志陪同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联络部部长符浩等同志参加谈判,商谈和平解决德州问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德州伪军必须解散向我方缴械。国民党代表却诡辩德州城内不是伪军,是“由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来的将领指挥下的国军”,美国代表怀特则偏袒国民党。袁也烈同志听后,当即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举出大量事实证明伪军在国民党军官来到后大肆袭击解放区的和平居民,抢劫烧杀的挑衅罪行。由于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毫无诚意,美国代表偏袒国民党一方,谈判陷入僵局。

经过三次会晤、三次交锋,在我方的一再克制、忍让下,双方终于在2月8日就如何执行停战命令达成《临时协议》。9日,举行签字仪式,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国民党代表为德州驻军指挥官王继祥,我方代表是袁也烈。

协议签字之后,德州城内的敌人继续违反协议,多次挑衅,一周内竟杀害我解放区群众50余人。30日上午,袁也烈同志向德州执行小组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抗议书。下午,执行小组到发生惨案的刘家集进行调查。在铁的事实面前,美蒋代表不得不承认这是“城内国民党军队的违约行为”。

4月4日下午,德州执行小组举行会谈。袁也烈在发言中指出:德州城内国民党军队违约进犯解放区是国民党方面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部署。因此,他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惩主要犯罪分子,赔偿损失,抚恤被害军民家属,解散城内伪军,向我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要求。

在我方代表的坚决斗争下,敌人做出让步,最后达成了协议:国民党方面承认错误,并向八路军及解放区人民道歉;将违约进犯解放区的主犯、伪军头子张光弟撤职查办:政府方面驻德州官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缴获之武器作为和平有功部队的胜利品;战斗中被八路军生俘之伪军士兵交执行小组,根据俘虏意愿分别遣送回家或返回德州城。

5月中下旬,随着国民党军队先后占领了东北的四平、长春,德州城内伪军也变得更加猖狂起来。为了回击敌人的挑衅,6月4日,遵照山东军区决定,渤海军区召开党委会,研究解放德州问题。会上,袁也烈同志部署我8个县的独立营配合进攻,军区主力选在德州南门做突击点,重点夺取机场。战斗发起前,袁也烈组织侦察人员仔细核实了敌人的兵力部署。

6月7日,渤海前线指挥部移至七里铺。袁也烈同志和景晓村同志等指挥部队向德州外围据点进行攻击,在冀南区兄弟部队配合下,当晚占领了飞机场和辛庄等地。经过3昼夜战斗,外围据点都已扫清,10日晚9时发起总攻,我军先后从南门、西门、北门攻入城内,城内敌人全部缴械投降。被国民党晋封为“绥靖军”中将司令的王继祥狼狈地逃到执行小组驻地,请求怀特出面“调处”,声称只要能保全他的性命,就愿意投降。怀特只得找人出来传话。袁也烈同志和景晓村同志派人向他们传达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这样,怀特交出了王继祥——他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俘虏的第一名中将级国民党军官。这次战斗,袁也烈同志指挥部队全歼守敌6000余人,起到了策应中原作战、粉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进攻的作用。袁也烈同志不仅领导部队取得了胜利,还在这期间,组织部队展开百日大练兵运动,工作之余,兼自修了英语。6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袁也烈同志升任渤海军区司令员。

为新中国海军鞠躬尽瘁

1951年2月,袁也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次年11月改任政治委员。1955年9月,袁也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并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三个月后,他调任海军副参谋长,主管海军军务和装备工作。次年,袁也烈当选为海军党委常委、海军监委副书记、海军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面对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他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工作态度十分严谨,凡重要文电、报告、讲话,都自己起草。

袁也烈同志任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党委常委、直属党委书记期间,分管干部工作,主管军务处。他和我谈话时,很亲切地嘱咐我“要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并说:在领导机关,工作、办事要谨慎,答复问题不要随便。我起草文件送他审批,他总是一丝不苟,逐字逐句地修改,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时还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如何改,为什么这么改。凡是经他改过的地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非常钦佩,感到他不仅政治水平、思想水平高,而且文字修养也很好。大家心服口服,感到从中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在他的培养下,我们的能力也提高很快。有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关于海军航空兵领导体制问题各方面意见不一,争论不休。袁也烈副参谋长特别关注此事,他和周希汉参谋长商量后,把我叫去,让我向苏联顾问请教,“看看他们海军是如何解决的”。而苏联顾问回答说要请示莫斯科。过了几天,苏联顾问将他们国家海军航空兵领导体制的情况告诉了我:苏联海军航空兵主管装备计划、军事训练、干部培养等,领导指挥战略航空兵和院校,而战术航空兵和高炮雷达应由舰队航空兵领导指挥。我把苏联专家的谈话汇总报告给袁副参谋长后,他随即让我负责起草报告请示中央军委。成稿后,袁也烈同志又对报告稿亲自修改,反复推敲,最后终于指导我完成了一份详尽、完整的解决方案报告。很快,军委批准了这个报告,以前颇有争论的海军航空兵领导体制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文革”期间,袁也烈同志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屈的斗争,也受到了诬陷和迫害,在1976年8月8日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1979年1月9日袁也烈同志的冤案得以昭雪。(徐平 贾晓明)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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