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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有着崇高理想信念的普通爷爷

2017-07-18 14:31:40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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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朱德元帅,人们总会想起“朱老总”的亲切称呼,想起南昌起义、红军长征的艰难斗争,想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征程……朱德戎马一生,这些故事和故事里的“朱老总”形象,大多出自历史文献、教科书的介绍,那么,回归生活后的朱德,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今天是朱德元帅诞辰130周年。我们拜访了朱德的外孙、全国政协委员刘建,听他讲述自己和爷爷一起生活的岁月,为我们还原一个生活中的朱老总。

“黄洋界上炮声隆”

上世纪60年代,刘建还是北京实验二小的一名小学生。因为爷爷朱德从来不讲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丰功伟绩,就算偶尔提及,年幼的刘建也并不能完全听懂,所以,和同学们一样,有关爷爷在战争年代的事,刘建都是从课本上读到的。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上,有一课学的是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词中描写了黄洋界保卫战的情景: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当大家读到“黄洋界上炮声隆”时,一位同学举手提问:“老师,我听父亲讲,井冈山时期红军的条件非常艰苦,物质供应和武器装备都很差,子弹平均每人才有几发,怎么会有炮弹呢?”

这个问题把老师问住了,因为那个年代、那些战役他也没有经历过。于是,老师说:“刘建,当年你爷爷在井冈山打过仗,回去问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那时老师的话就是‘圣旨’啊,我就赶紧回家向爷爷报告。”刘建说。

当听刘建问到这个问题时,朱德很高兴,立刻对他说:“你回去跟老师约一下,让他星期日到家里来,我给他讲一讲。”

于是这周末,朱德的家中来了实验二小的四位老师,有教刘建语文的吴老师,有两位高年级的老师,还有教导处主任。大家坐下听朱德讲井冈山上这门大炮的来历,年仅10岁的刘建也在一旁认真地听了起来。

其实,这门大炮是红军攻打许克祥部队时缴获的。“当时许克祥的部队里装备的是德式迫击炮。”刘建说:“爷爷讲,打败许克祥后,红军大部队乘胜下山,往瑞金方向扩大革命根据地,山上只有人数很少的留守部队,敌军趁此时又向井冈山进行围剿。”

那时的井冈山没有现在交通便利的盘山路,要想爬上陡峭的山峰,只有从湖南炎陵到井冈山的一条小路可走,红军就在敌军围剿的这条必经之路上设了很多路障。但是,路障毕竟不能将敌军部队全部挡住,留守的红军战士们有些着急。

当围剿的敌军离红军只有两三千米远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了。“缴获的迫击炮中,有一门因故障,被留在了山上修理。排除故障后,指挥员发现围剿的敌军指挥所距离不远,就要求迫击炮射击。”

当时只有三发炮弹:第一发是个哑弹,根本没发出去;第二发炮弹送入炮膛内也没有击发,战士们将炮弹倒出来检查,才发现原来是没有拧引信;只剩下最后一枚,大家都很谨慎,拧好了引信,对着敌军指挥所瞄准后开炮。

“轰隆”一声,炮弹不偏不倚,准确击中了敌军的指挥所。敌军并没有想到山上留守的红军还有一门炮,指挥所被炸后,敌军只得慌忙撤退了。

“朱德的扁担”

刘建在上小学六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候学校不上课,刘建也就没什么事做,留在家里陪爷爷,和爷爷朱德相处的时间更长了。

虽然爷爷从来不谈自己的事,但是随着对爷爷的了解不断加深,刘建发现,爷爷不仅是一个亲人,也是一个对国家、对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的领导人。

我们对于这个领导人最熟悉的故事,莫过于从课本里读到的那篇名叫《朱德的扁担》的文章。

朱德在1943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曾回忆了那段日子:“我在井冈山的时候,大家去挑米我也去挑,挑到半山上我就挑不动了,肩膀也压痛了,虽然如此,但你一挑他们就都来抢着挑,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

这段话讲的就是1928年冬天,发生在井冈山上“朱德的扁担”的故事。

据《朱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著)一书记载,当时,红四军集结在宁冈新城、古城一带,进行冬季训练。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内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至粮食都奇缺。

为了解决眼前的吃饭问题并储备一定的粮食,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了下山挑粮运动,朱德就常常和战士们一起挑粮。

战士贺礼保回忆说:“一些人叫朱德同志伙夫头,他满身衣服上都是油,帽子上也有油,和我们战士打成一片。他挑粮我是亲眼看见的,他把裤子脱下来背米,把裤头、裤脚捆起来背米上山。”不仅如此,朱德还常常“穿双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

战士们都是20多岁的人,为了照顾年过40的朱德,他们把他挑粮用的扁担偷偷藏了起来。找不到自己扁担的朱德就又做了一根,并在上边写了“朱德记”三个大字,以防别人再拿走。

如今,这根扁担依然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

关于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小插曲。

在“文革”时期,朱老总的革命故事被肆意篡改,井冈山上“朱毛会师”被演绎成“毛林会师”,就连课本上“朱德的扁担”也被改成了“林彪的扁担”。

女儿朱敏听说了这些事,见到朱德时说:“爹爹,大家都知道,井冈山上是您和毛泽东会师,史称‘朱毛会师’,怎么变成‘毛林会师’了?您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怎么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而朱德当时只是笑了笑,回答说:“历史就是历史,当时他林彪只是个营长嘛。”“爷爷还开玩笑地说,‘扁担可以先借给他,早晚要还回来的。’”刘建回忆道。

如今,“扁担”早已“还回来”了,当年那个看似丝毫不在意历史被篡改的老人,有着他独到的历史洞察力。

中南海里的“南泥湾”

因为从小在爷爷朱德身边长大,刘建曾经在中南海生活过十几年。“住在中南海”,现在听起来会让人觉得羡慕,但是当年刘建跟着爷爷在中南海生活的日子却十分艰苦。

朱德家是雇农,小时候全靠家人节衣缩食,才供得他上学念书。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感恩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便要他们各家送一个孩子到北京读书,培养孩子们用知识建设祖国,于是,这一下子就来了十几个孩子。

当时的粮食是供应制,因此,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在北京就没有定粮供应,孩子们的粮食,只能是夏收秋收时从老家背到北京来。在没有粮食供应的季节里,这些孩子们就只能分吃爷爷朱德和奶奶康克清的口粮。

“爷爷的定量是每个月26斤粮食,奶奶的更少,只有22斤,两个人加起来只有40多斤粮食。”刘建回忆说。

这40多斤粮食要供朱德康克清夫妇和十几个孩子一起吃一个月,肯定是不够。而且,家里这么多孩子,不仅饭不够吃,睡觉的地方也不够,但孩子们有自己的办法。

“地方不够住我们就睡大通铺。”刘建说:“分的粮食不够吃,就自己种地。现在的中南海里边种的都是花,我们小时候,都在院子里开地,种粮食、种菜。”

那时的中南海,俨然被开辟成了另一个“南泥湾”。

为了不让国家负担自家的粮食,朱德有时会去买一些粗粮,拌上野菜,做成窝窝头吃。《朱德》一书的附录中,收录了女儿朱敏对爹爹朱德的回忆。

朱敏讲,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年春天到地里挖野菜吃。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他们更是坚持不吃肉。

一天清晨,朱德和康克清散步回来,又带回许多野菜,“两位老人的衣袖和裤脚都被露水沾湿了,满手泥土,但是,爹爹却高兴地说要请孩子们会餐。”

朱敏回忆说,那时和爹爹朱德一起吃饭,餐桌上摆的是马蓿菜玉米面窝窝头,朱德带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得特别香甜。虽然全家人都觉得朱德上了年纪,劝他不要吃这些野菜粗粮了,他却笑着说,现在比长征的时候吃得好多了,长征的时候,马蓿菜是最高级的野菜。

但是,刘建他们这些孩子却都觉得野菜很苦很难吃。

看到孩子们不愿意吃野菜,朱德严厉起来:“长征的时候,多少同志因为没有东西吃而牺牲了。”他要求孩子们:“以后都住到学校去,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回家来就到大食堂吃饭,一点也不要特殊。”

于是,刘建说,他们这十几个孩子上学后,就都住到了学校。不过一到周末,孩子们就会回家来看望爷爷奶奶。但是因为家里人多,每次吃饭都要开两大桌,吃的也都是大锅菜。

“因为家里人多,那个做饭的师傅就会在炒菜的时候,拿猪油在大锅里擦两圈,再把菜下到锅里,‘呲啦’一声,倒点儿水进去,撒点儿盐,菜就算炒好了,拿个脸盆盛好就端上桌。”刘建说。

当时在中南海,刘少奇、朱德和杨尚昆三家在同一个食堂里吃饭,现在,刘建有时还和刘源将军(刘少奇之子)相互打趣,一个说“你们家人多”,另一个说“你们家更多,一到周末就拿脸盆儿装菜”。

当年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刘建委员谈起来,脸上却一直洋溢着笑容,还常常拿它当趣事与老友们一起回忆,这大抵就是“以苦为乐”的真实写照吧。

一生最爱是兰花

要说朱德最爱的,就是兰花了。

据朱德自己回忆,他从四川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报考时,沿途看到一种小白花,很喜欢,就挖了两株随身带着,后来知道这小白花就是兰草。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平时的工作是到各地调研、提出建议,没有了戎马倥偬,他就有精力顾得上这些“老朋友”了。于是,从1951年的春天开始,闲暇时的朱德便常与兰花相伴。

许是性情相投,朴实、淡雅的兰花总是让朱德爱不释手,为它们写下过不少诗篇:

咏兰展

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爱兰,却并不坐享其成,一定要亲自动手采集、培育,分栽各处。每每出门散步爬山,朱德都会在草丛中寻找兰花的踪影。

1962年,已经76岁高龄的朱德重返井冈山,他看到山边的石头缝中的几株兰花,便不顾年迈,准备登高去采集。身边的警卫员担心他的安全,不让他去,但还是没有能够阻止。朱德爬上去,小心翼翼地将兰花挖出来,把这几株“井冈兰”带回了家。朱德还作诗一首:“井冈山上产幽兰,乔布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

朱德养兰花,不是为了单纯地把玩,而是会去找兰花专家学习栽培技法,爱得越深,种得越精。

刘建回忆说,有时候爷爷会让他们帮着给兰花分盆:“我们小孩儿哪懂怎么弄啊,一把就把兰花揪出来,抖搂根上的土。”朱德并没有责备孩子们“帮倒忙”,而是蹲下身,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分兰花。“爷爷告诉我们,把兰花拿出来后,要先把根上的土清理干净,干掉的根要剪掉,再分别栽到新的盆里。”

朱德十分重视兰花的培育繁殖,他说,养殖的兰草可出口创汇,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提供资金。

1955年时,朱德所养的兰花有50多盆,到了1964年,仅9年时间,就培育到了6000多盆,每盆都是身姿婀娜、体态优雅。

朱德曾说:“在解放前,兰花只供有钱有势的人玩赏,特别是一些名贵品种,往往是以多少亩地或多少量黄金换取一盆。”新中国成立了,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为了让老百姓们都能观赏到兰花,朱德经常将自己种殖的兰花,甚至是十分名贵的品种捐赠出去,并鼓励当地繁殖推广。

如今,北京市中山公园里的兰花,有许多都是朱德当年所赠,其中不乏名贵品种。曾经“王谢堂前燕”一般的兰花,真正走入了寻常百姓家。

遗产全部交国家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朱德任元帅,可以拿军委最高级别的工资,但是他没有要,“我的工资不能超过毛主席、周总理。”在朱德的坚持下,他始终没有拿过元帅工资,只拿了国家行政一级工资404元,而夫人康克清则只有200多元的工资。一大家子人就靠着老两口的这每月600多元钱过日子,应该说是差不多刚刚能解决温饱。

因此,朱德身后并没有留下什么遗产。

1976年,刘建在张家口宣化炮兵学院学习。一天,政治部主任把刘建叫过去,说军区来电话说他母亲病重,让他赶紧回家。“当时宣化到北京只有上午下午两班火车,通知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部队派车送我到火车站赶下午四点那班车回北京。”

到了北京,刘建看到来车站接自己的母亲时,十分诧异:不是说母亲病重吗?这不是好端端的吗?

“母亲说,要是我就好了,是你爷爷病重,快跟我走吧,这次恐怕是不行了。”刘建即刻跟着母亲从火车站直接赶往爷爷的病房。

到了病房,刘建看到爷爷朱德已经戴上了氧气罩。“当时傻到什么程度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建依然有些懊悔之情,“医生说防止感染让我们戴上口罩进去探视,我进去后爷爷使劲看我,他戴着氧气罩想说话也说不出来,我竟然连口罩都没有摘下来给他看一眼。”

之后,刘建就一直留在躺在病床上的朱德身边照顾,直到五天后爷爷去世。

朱德在去世前,让夫人康克清把他的财产清点好以后告诉他。“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刘建呵呵笑了:“爷爷这么多年积蓄下来的存款,一共只有19000多元钱。”

听到这个数字后,朱德让康克清把她的积蓄再拿出一些来,再将两人当时的工资攒进去,凑足20000元钱,《朱德》一书中写了关于这笔钱的最后用途:“他去世前曾不止一次讲过:他只有20000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不要分给孩子们,要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康克清在1977年1月15日写给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中,主要写了关于朱德遗产的处理情况:“遵照朱德同志生前嘱咐,现将他自发工资以来存放于中办特别会计室的存款(20306.16元)全部上交组织,另外他一件比较珍贵的白虎皮大衣也一并上交;组织上为了照顾朱德同志为他特制的一张新床和一辆手推车,现均退还给组织;原来朱德同志坐的红旗轿车,仍存放在六所,如何处理请组织安排……”

1986年,朱德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央军委为朱德塑了一座铜像,但是没有底座,需要朱德家乡的纪念馆自己建造。可是朱德的家乡很穷,纪念馆也拿不出钱来建这个底座,只好向社会征集。奶奶康克清知道后,动员全家捐款,把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存款3000元捐献给了纪念馆。

1992年,康克清去世后,刘建他们整理奶奶的遗物,发现只有30000多元的国债券,拿去兑换出来也只有四五万元。依照奶奶的遗愿,这些钱全部捐给了奶奶家乡江西万安的红军小学,用来支持教育事业。康克清还在去世前,将自己保存的100多本朱德的日记,全部捐献给了中央档案馆。

美国驻华女记者史沫特莱去世前,公开声明将自己的稿费以及所有财产的处理权交给朱德总司令。1950年,史沫特莱去世后的第一批稿费,共9000多马克,朱德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用以买工业、科学方面的书籍,带回国捐给国家图书馆;1990年,康克清将史沫特莱的再版稿费,共30000多马克,捐献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朱德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所以,关于爷爷,刘建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爷爷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信念的人。”

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张宝川 李冰洁 包松娅)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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