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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中共一大会场闯入密探之谜

2017-07-17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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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30日,盛夏中的上海气温高达37℃。就在这闷热的晚上,一些代表陆续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李公馆里,他们将参加中共一大的第六次会议,也就是最后的闭幕式。不料会议刚开始不久,就有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后门,闯入了会场。他借口寻找社联的王主席,张目四探,随即匆忙离去。这个人的闯入改变了中共一大的会议进程。

中共秘密开会消息泄露

经考证,闯入会场的“陌生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程子卿。后来,多位参加“一大”的代表对密探闯入会场有过回忆。当天出席中共一大闭幕式的共有14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12人(周佛海因腹泻没有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两人。

包惠僧对闯入者的服装记得最清楚,闯入的陌生人“穿着灰色竹布长褂”。他态度很好,几乎所有回忆者都听到他低声说“对不起”。

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况,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移。中共一大代表撤离会场后不到15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两辆警车,派来1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1个法国兵、3个翻译,共9人。他们包围了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箱倒柜,严密搜查,并盘问了留守的李汉俊和陈公博。最后没有搜查到有价值的东西,怏怏而去。

法租界的密探怎么会这么快知晓中共开会呢?根据史料披露,世界职业革命家马林于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领取前往中国签证时被捕,获释之后就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他在动身来华后,行踪处于严密监视之中,他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为了不被驱逐,马林迫不得已在6月3日到沪后就向荷兰总领事馆登记,并以《地方经济学家》杂志驻上海记者身份公开活动。6月17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曾致上海荷兰总领事一信,称马林已乘船到达上海,并化名安得烈森入住南京路东方饭店。所以,马林到上海后,密探们已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清楚楚,并记录在案。

实际上,租界警方当时已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底得到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代表开会。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日本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不得而知。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通报给了在上海的各国当局。所以说,马林来到李公馆开会时,就已经引起法租界当局的警觉。

法租界当局还为此立即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就是上海报纸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这很可能是已经提前侦知共产党要开一大会议的相关信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

探查会场的真实用意

于是,在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当晚,法租界巡捕房就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侦查,见机行事。但是,人们是如何知道程子卿就是闯入会场的那名密探呢?为考证此事,1990年作家叶永烈采访了原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畊莘,他是此事的知情者,密探身份的谜底由此被揭开。后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薛畊莘进行了口述采访。1991年,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公开披露程子卿是闯入一大会场的人。

薛畊莘说,虽然在历史记录中,“穿灰色长褂的法国巡捕密探”程子卿打断了共产党事先准备的会议议程,但事实上,很可能就是程子卿此次探秘行动挽救了当天参会的共产党员。

在讲述程子卿探秘会场的原因时,薛畊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释说:“1921年6月底,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时,拦下两个操着一口北方话的形迹可疑的人,在他们身上搜出两颗手雷。带回巡捕房政治组后,我们对这两人进行审问,最终了解到,北京政府对其许诺,如果能将这两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给他们一万大洋。这两个人还透露,有人已将红色政权在7月某日开会的信息出卖给段祺瑞政府。”

程子卿根据这些情况,将此事报告巡捕房刑事组长查扎尔先生,希望能够通知共产党领导人转移中共成立大会召开的地点。薛畊莘在他的法文版回忆录里说,他甚至认为,是程子卿有意放了共产党人。因为法国巡捕们都很清楚,如果密探程子卿想抓住那些开会的人,他们一个都逃不掉。但对薛的回忆,目前尚无其他史料能加以证实。

人生轨迹亦正亦邪

程子卿生于1882年3月3日,江苏镇江人,初中毕业,在当时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1900年前,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后来程子卿结识了帮会首领黄金荣和丁顺华,“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弟兄”,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

黄金荣于1892年进入巡捕房。有资料表明,1911年经黄金荣介绍,29岁的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尽管程子卿不懂法语,但为人机警,办事能力强,官运比黄金荣要好。

辛亥革命前后,黄金荣经人介绍与时居法租界的孙中山相识,并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有所援助,程子卿也因此跟随黄金荣结识了孙中山。程子卿不仅负责保护孙中山的安全,而且他参加了国民党。程子卿背靠黄金荣,又是青帮中人,他“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

薛畊莘回忆,与黄金荣关系密切的程子卿,也参与了“四一二”政变。事后经杨虎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

在法租界,程子卿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如他参与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并予以保护;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后获释;国民党特务曾在法租界绑架邓演达,被巡捕房破获后,程子卿曾请宋庆龄转告邓演达:“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

程子卿曾表示,“我现在也是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这些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7次收到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也曾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幸未受伤。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历史上的政治问题,程子卿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他便给中央领导写信请求宽恕并向宋庆龄求助。宋庆龄出面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没有被捕。知情者薛畊莘指出:“由于他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也没有被怀疑是帝国主义买通的间谍。”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终年79岁。解放初期,人们并不知道程子卿就是闯入共产党成立会场的“不速之客”,否则也许会留下更多的一手资料。(苏智良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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