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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无大有周恩来

2017-07-05 10:40:34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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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周恩来总理就泪流满面。自从1976年1月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广播里突然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这确实是总理遗愿。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写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周恩来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

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

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不像个总理。

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

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他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

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总理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多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15年赶上英国”,改为“15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1959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

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恩来总理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周恩来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混乱之际。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叶剑英元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绝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绝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

诗言志,是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对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则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的浑厚深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梁衡)

责编:周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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