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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处理中日中美关系的外交智慧

2017-06-28 10:34:39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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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一直都是新中国外交的重点。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对日、对美的方针政策,在1972年促成了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和中日邦交正常化。邓小平也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1978年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在新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始终站在战略高度,从国际形势和国内建设的大局出发

作为外交家和战略家的邓小平认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国际形势和世界主题做出准确判断,必须从战略角度来看问题。“中国历来考虑问题不仅是从中国本身考虑的,甚至不仅是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考虑的,而且是从全球范围来考虑的。”1973年3月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始终站在战略的高度,关注和推动中日、中美谈判。

中日缔约谈判于1974年11月启动。1974年8月15日,邓小平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提出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希望能比较快地谈判。9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日中通航友好访华代表团时指出,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个动荡的形势。我们两国的友好,对安定国际形势和安定亚洲、太平洋的形势都很重要。另外,邓小平还主张用长远眼光看两国关系。“不能只考虑现在的几年、十几年、二十年,要考虑几百年、几千年。”当双方的谈判遇到困难时,邓小平利用会见日本客人的场合,阐明中方原则立场,多次谈到两国政治家应登高望远,要从全球战略,从大局、长远利益来考虑两国关系。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邓小平对前来庆祝的日本朋友说:这个条约不仅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对世界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处理纷繁复杂的中美关系时,邓小平更是强调两国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问题。他多次高度评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中美两国人民隔绝了达23年之久,是尼克松走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是积极评价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这一行动的。他这个人是一个最大的反共派,是搞了几十年反共的专家。在你们美国看来,他是一个最大的右派。但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他还有一点政治远见。”1977年9月,在会见美国前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时,邓小平重申美国政府、国会和政治家要从长远的角度、政治观点来看中美关系,不要搞外交手法。中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从长远观点、从政治角度和战略角度看问题就容易下决心。1978年1月,在会见美国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时再次强调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要从政治角度来考虑,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来解决。

1975年12月,邓小平在同美国总统福特谈话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

邓小平高度重视国际环境的稳定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性。1975年8月在会见美国客人时,邓小平谈到战争问题时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我们自己。1979年1月6日,邓小平会见欧洲议会议长埃米利奥·科隆博时更是坦诚地说:“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争取比较长的和平环境。”

牢牢把握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在处理对日、对美关系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不屈从于任何外部势力的压力,不能牺牲或者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有损于民族利益的行为,是不能作任何妥协和让步的。

在中日缔约谈判中,要不要在条约中写进反霸条款,双方存在严重分歧。1975年4月,邓小平就提出反霸条款是缔约的政治基础,一定要写进去。

1975年10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前外相小坂善太郎时提出,反霸条款是中日联合声明的内容,怎么连这个立场都不能坚持呢?如果双方就反霸条约不能达成共识,那就等一下,一年不行,一年不搞也可以,三年五年不行,三年五年不搞也可以。但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1977年9月,邓小平说在日本促进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力量发展很快,现在就剩下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问题。这进一步说明了邓小平坚持把反霸条款写进条约的决心。197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众议院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的谈话中表示:现在越来越看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写入反霸条款的必要性。这是鉴别我们的政治家是不是有长远的战略观点、中日必须友好的信念是不是坚定的一个试金石。正是邓小平高度的原则性,最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出现这么一条:“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邓小平坚持在台湾问题上不能让步。1974年11月,福特派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基辛格说,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邓小平明确回答,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倒联络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之后中美关系陷入停滞局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1977年8月,卡特派国务卿万斯访华。万斯提出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有必要使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并设立代表机构。邓小平向万斯明确表示,中国反对“倒联络处”方案,所谓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是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如果要解决问题,干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1978年5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说: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正常化的条件是断交、撤军、废约,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美国除了提出“倒联络处”方案,还提出大陆承诺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要求,这个要求是无理的,是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邓小平认为,在可能的情况下,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完全可以的,也是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但是,台湾事务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自己的事,不能听从于外国的某种要求。另外,台湾问题的解决非常复杂,可能会有多种选择,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承担了这个义务,就给自己造成了束缚,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因此,邓小平指出:美国方面要中国承担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的义务,这不行。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上,我们最大的让步是允许采取日本方式,美国可以在台湾继续投资。继续保持它的经济利益。还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用什么方式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中美建交公报里的这两句话表明了美国的妥协:“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制定灵活的策略,娴熟地掌握谈判艺术,强调把握时机

邓小平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坚持战略的坚定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各种灵活、务实的策略。正确地把握策略是一门高超的艺术,邓小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

由于美苏关系出现问题,1978年5月美国把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又提上日程。9月19日,卡特总统想加快谈判速度,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表示,双方需要抓住时机,加快进度。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向柴泽民解释说,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12月前后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明年初开会,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将被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可能会出现困难。邓小平得悉此事后,于11月2日指示: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外交部先把对方的具体想法搞清楚,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11月27日,邓小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按照这一指示,中方于11月2日、12月4日与美方又进行了两次谈判。

面对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邓小平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等”的方式,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来解决。他说:“有的问题现在谈也谈不拢,比如钓鱼岛问题,日本叫尖阁列岛,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摆一下嘛!否则,谈十年,和平友好条约也谈不拢。”“总有一天日本政府会愿意的。实在不愿意,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等。”(王翠)

责编:王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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