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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征程 红军如何掌握“制信息权”?

2017-05-18 09:53:57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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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坪山岗红军通信学校旧址,当年红军学员经常在大香樟树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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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使用过的电台。

漫漫长征路,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大小近600场战火的洗礼,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以军事上的胜利完成凤凰涅槃。

回望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军事史,总结红军以弱胜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牢牢掌握了“制信息权”,才能创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战例。

刘伯承指出:“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周恩来则形象地比喻:“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主要靠文武两条线指挥革命斗争,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长征的血火硝烟已经远去,但红军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建立的传奇功勋,则与青山同在。

空中桥梁:从“一部半电台”起家的“千里眼、顺风耳”

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在《通信战士》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为通信兵题词,高度赞誉通信兵:“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殊不知,在长征途中屡建奇功的红军“千里眼、顺风耳”,却是从“一部半电台”起家的。时间还得追溯到红军“反围剿”时期。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斗中,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的两个旅,活捉师长张辉瓒,并缴获1部15瓦电台。遗憾的是,发报机被红军战士砸坏,只剩下收报机,只算得“半部电台”。

1931年1月3日,红军在东韶追击国民党谭道源残部的过程中,意外缴获敌军一部完整电台。通过这两次缴获,红军已经有了“一部半电台”的器材装备。1931年1月6日,在江西宁都一座农家小院里,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开课。起初学员只有12人,由从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王诤、刘寅等同志负责授课。训练班的教学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一个电码联系器成了主要教具,每名学员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用以练习发报。训练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了送到后方的废品,学员们把锌皮捅上几个洞,放在粗毛竹筒里,用盐水浸泡就有了电,而且还能用很长时间,被大家称作“麻子牌”电池。

1934年8月,为适应战略转移的需要,红军通信学校整编为通信教导大队。长征期间,通信教导大队以“红星第三大队”为代号,在行军途中坚持办学。

在翻越老山界的行军途中,袁以辉等学员练习收发报,用蜂鸣器的发声在地上划着阿拉伯数字,当周恩来和朱德来到他们身边时也浑然不觉。朱德感慨地说:“好啊,有这股子劲就好办,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

经过数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培训,长征期间,红军无线通信已初具规模:报务、机务人员达200余人,拥有17个无线电分队和17部电台,初步形成三大主力部队相互联通、重点方向可以保障的基本态势。

红色电波的无形激荡,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信息优势”。

1934年12月1日,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遭受严重损失,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时局变化,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动向,集结重兵于黔阳、洪江地区,布下“大口袋”,企图在此聚歼红一方面军。

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的主张,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赞同。关键时刻,红色电波架起空中桥梁。中革军委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向各军团发出作战部署电报。随后,红一方面军连续击败黔军王家烈、侯之担的堵截部队并迅速突破乌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规避了一场灭顶之灾。

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无线电队遭遇血火考验。在这段特殊日子里,敌人不断派飞机来轰炸。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电台人员没有一次停止工作,没有一人去躲避轰炸。

一天,第1分队报务员尤静轩、见习报务员袁以辉,正在离党中央开会的地点只有100多米的地方值班发报。敌机突然俯冲下来,一颗炸弹投在了电台的隔壁房子里,接着又是一阵扫射。隔壁房子墙倒屋塌,电台所在屋子里尘土飞扬,看不清人。但他俩不顾个人安危,一面用身体护住电台,一面继续拍发电报,直到将电报发完。

长征期间,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红二军团曾在突围中丢失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饱尝信息闭塞之苦。贺龙曾经痛心疾首地说:“我宁愿损失一个团,也不再损失一部电台。”

责编: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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