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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书本读活的诀窍

2017-04-26 09:40:31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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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读书。

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许多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从阅读角度讲,是因为他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拥有渊博的学问知识,二是注重阅读“社会”这本更大更厚的“无字之书”,三是能够把这两方面所学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就是把书读“活”。

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和出神入化的本事。毛泽东有这种本事。这来自他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来自他反对本本主义的照搬照套的读法和用法。特别是在阅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著述时,毛泽东尤其强调结合中国的实际来读。怎样才能联系实际,把“本本”读“活”呢?毛泽东把他的方法概括为两条,即读书的时候一当“联系员”,二当“评论员”。这是他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

当“联系员”,既要联系书本也要联系现实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侧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做比较,进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毛泽东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表达出这种读法的好处。他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者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

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有自己的看法

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运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出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例如,他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关注的是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这样的评论,显然已经离开书本的主题,借书论事,强调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水平的东西。此外,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折,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阅读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用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读书只有当“联系员”,才能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只有当“评论员”,才能有鉴别和主见,进而学以致用。两者事实上互为一体。离开了“评论”的联系,就缺乏灵魂;离开了“联系”的评论,则失去基础。(陈晋)


责编:孙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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